人民尊敬克鲁[KeLu]普斯卡娅，因为她分担过列宁[LieNing]在非常艰苦的生活中的苦恼和不幸，她那列宁[LieNing]忠实伴侣的形象是极富魅力的。现在突然与历史一下子一刀两断，她过去所作的事情几乎统统被忘却。她的著作不予发表。以前出版的书从书架上撤掉，关于她本人的情况报刊保持沉默，甚至在革命节的日子里也不提。

　　克鲁[KeLu]普斯卡娅在世时，他们对她的尊重表面上还过得去。在党的第十三大和十四大上，她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从十五大起她是中央委员。她还担任过副教育人民委员。

　　与此同时，高层对克鲁[KeLu]普斯卡娅越来越疏远、轻视和不友好。克鲁[KeLu]普斯卡娅的私人秘书B·德里佐说，列宁[LieNing]去世后，斯大林[SiDaLin]同克鲁[KeLu]普斯卡娅只交谈过一次，这还是在1925年。那时克鲁[KeLu]普斯卡娅同意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观点。斯大林[SiDaLin]非常不愿意看到列宁[LieNing]的遗孀同反对派走到一起。他长时间地劝说。并许诺如果她拒绝反对派，就让她当政治局委员，但克鲁[KeLu]普斯卡娅说，她不准备改变自己的信念。B·德里佐认为，斯大林[SiDaLin]当然不会饶恕她这一点。从此以后，斯大林[SiDaLin]再也没有接见过她。

　　斯大林[SiDaLin]的这种态度很快就被他的亲信们觉察出来。完全不能容忍的是安·布勃诺夫，这位新任教育人民委员根本就不尊重克鲁[KeLu]普斯卡娅；不仅不理解她，而且还常常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部务会议上粗暴地侮辱她。克鲁[KeLu]普斯卡娅默默地忍受屈辱，但她实在忍受不住时，便请求辞职。政治局没有批准她的辞呈，在最后的数年中，她很少到教育人民委员部自己的办公室去。在她撰写的关于教育课题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她根本不清楚哪里来的一些赞扬斯大林[SiDaLin]的字句段落，但她默认了。她确实妥协了，如准许对她的关于列宁[LieNing]的回忆录作重大删节。她明白，为被“惩罚”的同志们进行辩护只能是害了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她沉默了。只有一次在审判布哈林的时候，她对B·德里佐说：“玛涅奇卡多幸运啊(指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列宁[LieNing]的妹妹，死于1937年6月)，她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冲突起源于列宁[LieNing]

　　斯大林[SiDaLin]同克鲁[KeLu]普斯卡娅最初的不快是发生在1922年12月，据B?德里佐1989年写的回忆录：“1923年3月初，有一天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列宁[LieNing]正在交谈某个话题。电话铃响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走过去接电话。当她接完电话回来后，列宁[LieNing]问道：‘谁来的电话?’她说：‘是斯大林[SiDaLin]打来的，我们已经和好了。’‘究竟怎么回事?’列宁[LieNing]又问。

　　“于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得不都说出来：事情发生在1922年12月，当时斯大林[SiDaLin]通过电话同她进行了非常粗暴的谈话，还以监察委员会的名义相威胁。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不要在意，因为一切都已经调解好了，她已经忘了这件事。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被说服，他深感斯大林[SiDaLin]不尊重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对他的莫大侮辱，紧接着就在1923年3月5日口授了给斯大林[SiDaLin]的一封信，信的复制件送给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信中要求斯大林[SiDaLin]道歉。

　　“斯大林[SiDaLin]不得不道歉，但这件事情他没有忘掉，也没有饶恕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于是就影响了他对她的态度。”

　　斯大林[SiDaLin]为什么在电话里严厉申斥克鲁[KeLu]普斯卡娅呢?从表面上看，斯大林[SiDaLin]打电话是出于关心列宁[LieNing]、关心他的健康。斯大林[SiDaLin]训斥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因为她不让列宁[LieNing]得到安宁，允许列宁[LieNing]违犯医生们关于不从事脑力劳动、让神经系统得到最充分休息的规定。重病卧床的列宁[LieNing]做了口授，有时每天口授文章和建议达5～10分钟，甚至还要求看他需要的杂志和报纸。作为政治局里承担“隔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任的人，斯大林[SiDaLin]严厉地训斥了克鲁[KeLu]普斯卡娅。他认为她破坏了立下的规矩，拿列宁[LieNing]的生命当儿戏。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把政治局的委托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好机会。这样，他就有可能名正言顺地监视病中列宁[LieNing]的一举一动，监视他的每一次会见，乃至来往函件的每一个字。相当重要的是，生病的列宁[LieNing]再也无法同托洛茨基接触了。因此不会产生在列宁[LieNing]生命垂危时他们两人之间特别亲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