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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从“大正民主”踏上了法西斯主义的不归路？--中国年鉴网
如果把日本[RiBen]近一个半世纪的近现代史按君主国“万世一系”的法统做一简单区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大正[DaZheng]和昭和[ZhaoHe]。明治（1868-1912）长达四十五年，昭和[ZhaoHe]（1926-1989）跨越六十三年，而大正[DaZheng]（1912-1926）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比1989年才改元的平成（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还要短七年，短得就像一个过渡的栈桥。不过，短则短矣，但在任何意义上，大正[DaZheng]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不仅时间上承上启下，而且在从一战前后到二战之间复杂万端的国际政治[ZhengZhi]格局和多向度的“磁力场”中，日本[RiBen]所选择的国家[GuoJia]道路（当然也是政治[ZhengZhi]博弈的结果），已为其后来的自我毁灭埋下了伏笔，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日本[RiBen]人的命运，并改写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ZhengZhi]地图。
大正[DaZheng]是什么样的年代
“可爱的喀秋莎，分离多苦恼 / 趁薄雪尚未消融的当儿 / 让我们对神起誓吧……”1914年（大正[DaZheng]三年），由著名剧作家岛村抱月作词、中山晋平作曲的《喀秋莎之歌》，是根据托翁的名著《复活》改编的同名舞台剧的主题歌，经剧中女主角松井须磨子演唱后，风靡列岛。一年后，歌曲灌制成唱片，销量突破两万，全国几乎所有有留声机的家庭都购买了唱片，是不折不扣的日本[RiBen]现代流行音乐之滥觞。歌里有种“甜蜜的忧愁”般的调子，唱出了大正[DaZheng]初期东洋人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北国“边疆”的浪漫想象。这里的“北国”，并非指日本[RiBen]本土的北海道，而是指“桦太”，即今天归属俄罗斯的南库页岛（萨哈林）。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根据美国居中调停的《朴次茅斯条约》，战胜国日本[RiBen]放弃战争赔偿，但却获得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南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有权，面积达七万六千平方公里，同时把长春至旅顺间的东清铁路变为自己的囊中物。至此，日本[RiBen]终于把触角伸进了“满洲”腹地，大大刺激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战略野心，举国陶醉于帝国的大陆战果中。五年后，吞并朝鲜，日本[RiBen]一跃成为与欧亚大陆山水相连的“大陆国家[GuoJia]”。
1910年代到1920年代，是日本[RiBen]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RiBen]帝国宪法》颁布的立宪元年），全国只有三十一个城市，到1920年（大正[DaZheng]九年）多达八十一个，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不是传统的“城下町”（指封建制领主居于城中心，商业设施多集中于周边的传统东洋社会[SheHui]城市）型城市，而是立足于军事和工矿业的城市获得长足发展，四大工业地带已然成型，大都市的周边地区开始形成卫星城。以东京为例，1925年，居住在郊外的人口为市区的两倍。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改变乡土面貌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地域文化：农地变成住宅用地；社区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商店街；以大公司、银行职员为主的薪金阶层登场，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每天乘地铁、巴士在市中心的写字楼和位于市郊的独门独院的优雅住宅之间往来穿梭。新中间层的扩大（至1920年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孕育了“中流意识”，中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男性上班族收入水平提高，足以让太太成为专职主妇，在家相夫教子。1915年（大正[DaZheng]四年），日文打字机被发明，较高的识字率使打字小姐成为婚前女性的专属工作，这些“骨灰级”OL和被称为“巴士女郎”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及女佣们构成了东洋社会[SheHui]最初的职业妇女阶层。
有中产阶级，便有面向中产阶级读者定制发行的中产趣味出版物：绅士杂志、少年杂志、少女杂志、妇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都市街头的书店；“元本”（一册仅卖一日元的普及版图书称“元本”）流行，袖珍文库本作为现代出版的东洋标准开始定型，出版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电影从无声到有声时代，与“邦画”（国片）相比，“洋画”（外国片）更有人气。1925年（大正[DaZheng]十四年），东京率先开始广播放送，不久广播网便覆盖大阪、名古屋。三年后，听众已逾五十万人。加上发行量动辄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和周刊，这个时期的日本[RiBen]，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社会[SheHui]，被称为“大正[DaZheng]现代主义”（Taisho Modernism）。
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媒体社会[SheHui]的发育，酿造了市民社会[SheHui]的文化，促进了文艺的繁荣。“白桦派”、“新感觉派”同人作家敏感地审视着帝国转身途中个人命运的颠簸。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昭和[ZhaoHe]二年）自戕时，遗书中流露的某种“恍惚的不安”，像极了一个时代的隐喻；自学成才的画家竹久梦二笔下有着西洋风的面孔和东洋范的哀怨的“梦二式美人”是代表“大正[DaZheng]浪漫主义”（Taisho Romanticism）的如假包换的符号；而从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时代的仿欧建筑“鹿鸣馆”的流行，到和洋折中的钢混结构、顶着和瓦大屋脊的“帝冠样式”建筑的泛滥，则微妙地契合了日本[RiBen]民族主义的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