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事故[ShiGu]有什么个人回忆?当时你和家人在哪里？

　　塔罗沃克：当时我们住在诺夫济普科，幸福快乐。每年4月底我们都流连忘返于森林中，5月是沐浴阳光的好季节。然后，关于核辐射[FuShe]的谣言开始满天飞。人人惊慌失措。我们试图把孩子们都带离这里。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来自奥勃宁斯克镇和库尔斯克的演讲家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他们声称核辐射[FuShe]并不可怕，不要放在心上。但人们还是想离开，他们既不相信那些演讲家也不相信政府。1987年，我进入基辅艺术和工业学院，家人跟随我定居基辅，直到1994年我们才回到这里来，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诺夫济普科儿童艺术学校工作。

　　卡拉伏特索夫：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大灾难是永远都不会被遗忘的。我们家当时刚从克霍尼奇(距离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30公里)搬到德布拉奇地区(距离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110公里)。女儿在斯洛特斯克参加夏令营，儿子则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当时认为女儿远离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很安全。但是后来，放射量测定器却显示女儿体内的辐射[FuShe]剂量比儿子的还要高。那天，天气很热，果园里百花齐放。第一个从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谨慎又让人放心。政府当时最担心的是引起民众恐慌。但传言越来越可怕。一个在克霍尼奇的朋友打电话来拜托我们照顾他的儿子。我们同意了。晚上，他像做贼似的把儿子带到我们这里来。地方党委秘书瓦伦蒂娜·斯多雷科因为把孩子送到远离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的父母家去而被开除。为了树立一个好榜样，克霍尼奇第一秘书强迫他的女儿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兜圈。我不知道此举对她的健康有什么影响，但她的父亲却因此受到嘉奖，并拿到博士学位成为困境中人类心理学权威专家。

　　塞吉：1986年，我在基辅国立大学生物系学习，并在基辅市中区的太平间上夜班。事故[ShiGu]发生[FaSheng]当晚，我从一名值班警员口里获悉此事。后来我参加了乌克兰[WuKeLan]国家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院的考察研究，对1986年受污染地区进行辐射[FuShe]监测。

　　你和家人如何经历了国内或者是国际上对受影响地区的援助？

　　塔罗沃克：从1999年开始我就是一个公共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协会的志愿者。在那非常时期，我提出了举办儿童艺术节“我来描绘世界，把它送给你”的想法。2000年，儿童节开始举办，主要的目的是透过艺术让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灾区的儿童康复。从2005年10月开始，我们这里开始提供计算机课程。孩子们都渴望掌握计算机制图。

　　卡拉伏特索夫：我们尽量把孩子送到其他地方去，越远越好。据我们所知，一趟趟挤满儿童的火车驶离波罗的海国家。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其他人和其他国家的援助之手是让人兴奋的。

　　塞吉：我从2004年开始从事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恢复和发展项目。此前，我的家人都没有经历过任何与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有关的国家或国际援助项目。

　　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是否仍在影响着你和家人，甚至是你所生活的村庄、城镇的日常生活？怎样影响？

　　塔罗沃克：是的。损害健康，首先是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带来的心理影响。我们的孩子在进入莫斯科大学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即使是我们学校也能因为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事故[ShiGu]在一定程度上受益。这让人感觉不舒服。

　　卡拉伏特索夫：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使我在克霍尼奇的朋友分布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里。现在，我们采蘑菇、钓鱼、捡浆果都要特别小心。蜂蜜和牛奶往往都受到了污染。孩子们只能经常呆在家里。过去20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高死亡率，而出生率却在不断下降。

　　塞吉：事实上，在今天来说，没有影响。

　　你个人如何克服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灾难带来的影响？

　　塔罗沃克：居住在受污染地区，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烹调食物时，我们都尽量遵循正确的食物处理建议。对于蘑菇和浆果，我们都格外小心，控制辐射[FuShe]水平。

　　卡拉伏特索夫：我尽最大努力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孙女们。我训练她们使用放射量测定器，现在她们对在家里和户外测量辐射[FuShe]剂量很感兴趣。我还利用互联网浏览资料寻找辐射[FuShe]对人体的影响。

　　塞吉：我的工作包括了解切尔[QieEr]诺贝[NuoBei]利给当地社区带来的有关风险和减轻不良后果。

　　本版编译 尘尘 盆盆(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