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承认，在中国[ZhongGuo]社会的最低层，潜伏着一股巨大的反日力量和情绪，这种力量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与领导，就将成为日本[RiBen]帝国[DiGuo]主义[ZhuYi]入侵中国[ZhongGuo]的心腹之患。所以松室孝良在情报中又告诫关东军及日本[RiBen]政府:“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DiGuo]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ZhongGuo]军之作战，中国[ZhongGuo]军因依赖而行无抵抗主义[ZhuYi]者，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ZhongGuo]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DiGuo]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DiGuo]，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DiGuo]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DiGuo]所统制，均无切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正因为如此，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RiBen]关东军及日本[RiBen]政府建议:日本[RiBen]帝国[DiGuo]在侵华过程中，“应采用权贵分子，而镇压有气节之实干分子”;“对华工作，应以击破大的对象，维护小的对象，以分散其实力之集中，增加其彼此之疑嫉”。

全面侵华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中国[ZhongGuo]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战意志是坚定的。早在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中共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红军积极整训，组成抗日先锋军，并于1936年初东渡黄河，以实际行动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国[ZhongGuo]共产党的这种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鲜明态度和政策，使得日本[RiBen]帝国[DiGuo]主义[ZhuYi]一开始就感到:要侵略中国[ZhongGuo]，中国[ZhongGuo]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其最大的障碍和心病。

松室孝良在其情报的《共产党与共产军》一节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DiGuo]不可忽视者也。” “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ZhongGuo]无大的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动。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HuaBei]，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系污蔑红军东渡黄河之举——作者注），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中国[ZhongGuo]的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鉴于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无能，“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于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党，甘为共军之前锋，潜伏于华北[HuaBei]，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日本[RiBen]帝国[DiGuo]主义[ZhuYi]入侵中国[ZhongGuo]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形成、发展与充实，实“为帝国[DiGuo]之大敌”。不仅如此，松室孝良还忧心忡忡地认为:由于中国[ZhongGuo]共产党的伟大、正确以及共产主义[ZhuYi]思想的广泛传播，还有可能引起日本[RiBen]本土及占领地朝鲜、满洲等地的不安和恐慌。因为“帝国[DiGuo]工商发达，早成劳资对立状态，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场狭小，发生缩减生活或生产过剩，定有失业之恐慌，极易受共党之煽惑。此外，小农阶级、兵工分子之向上，满鲜民族之穷困，均为共党可乘之机会。”

作为日本[RiBen]帝国[DiGuo]主义[ZhuYi]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当时中国[ZhongGuo]社会作了长时期的调查，对各方情形看得清楚，分析透彻。对于日本[RiBen]帝国[DiGuo]主义[ZhuYi]入侵中国[ZhongGuo]必然要遇到的两支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松室孝良更是用了相当的时间、精力去调查、对比、分析与研究，最终得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官吏和军队，松室孝良认为日军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一言可获”。但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ZhongGuo]工农红军，松室孝良则小心谨慎、高度重视，以不能理解但又十分钦佩的语言，在情报中写下了他对中国[ZhongGuo]工农红军的看法和评价:“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须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窳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由此，松室孝良预言:“此等军队，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为此，松室孝良建议日本[RiBen]军队及日本[RiBen]政府，若日军与共产党军队相遇时，应采取“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的方针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