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很好”的理想社会？

18世纪中叶的欧洲[OuZhou]“在精神状态上处于一个[YiGe]高点”。它经历了蓬勃精神、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以及开拓航路的大航海时代，拾历史台阶而上的欧洲[OuZhou]正处于强烈的乐观主义气氛中，国家经济特别是特权阶层的财富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在英国，新的产业资本和特权势力正在逐渐形成，工业革命的曙光已经隐隐出现；在法国，贵族资本在短短十年膨胀了2.7倍；葡萄牙[PuTaoYa]尽管已远不如当年的鼎盛时期，但是存下的家底连同周边诸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辐射效应，也使得葡萄牙[PuTaoYa]的经济处于“明朗的春天”。经济上的强盛令主导社会的思想[SiXiang]“有了更强的底气”。欧洲[OuZhou]各个阶层的很多人都抱有乐观主义态度，认同莱布尼茨“这个世界是上帝[ShangDi]所创造的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认为大家生活在一个[YiGe]“既定的和谐世界”里。人们很满足，甚至自鸣得意。

当时里斯本[LiSiBen]作为葡萄牙[PuTaoYa]首都，早已是世界性航海贸易、文化和宗教中心，里斯本[LiSiBen]市民以虔诚的宗教信仰闻名于世。有人说，如果上帝[ShangDi]要饶恕一个[YiGe]城市的话，首先就是里斯本[LiSiBen]，然而，大地震[DiZhen]却摧毁了这样一个[YiGe]繁华与富庶的城市，而且是在一个[YiGe]宗教节日。这一事实震动葡萄牙[PuTaoYa]，更让整个欧洲[OuZhou]震惊。

当代哲学家德勒兹曾说：“在欧洲[OuZhou]历史上，能和这次地震[DiZhen]相比的只有纳粹集中营。”不管怎样，这场大地震[DiZhen]给欧洲[OuZhou]敲响了警钟。欧洲[OuZhou]人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好心肠的上帝[ShangDi]”要毁灭一个[YiGe]伟大而又虔诚的城市？很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所以，当里斯本[LiSiBen]开始大力赈灾时，一场围绕地震[DiZhen]起因而出现的思想[SiXiang]碰撞出现了。

触发思想[SiXiang]大地震[DiZhen]

里斯本[LiSiBen]地震[DiZhen]之后，欧洲[OuZhou]宗教界视这次天灾为天谴。在民众急需救助时，牧师们却大力宣传所谓的“上帝[ShangDi]的惩罚”的理论。他们认为面对上帝[ShangDi]的惩罚，里斯本[LiSiBen]的人们最先考虑的不该是重建，而是忏悔自己罪恶的灵魂。当时葡萄牙[PuTaoYa]最有影响的耶稣会士马拉格里达在1756年秋发表“一种看法：这场大地震[DiZhen]的真正起因”一文，蛊惑说里斯本[LiSiBen]大灾难不是自然现象所致，而是罪恶生活方式诸如看歌剧、听音乐、斗牛等奢侈享乐带来的恶果，预言地震[DiZhen]周年之际将会有更大天谴降临人们头上。这一耸人听闻的预言被广泛散播，接连不断的余震使惶恐不安的人们把地震[DiZhen]周年当成了大限之日。

天主教会腐朽的观点和理论受到进步知识分子们的反感。在众多批判者中，伏尔泰最为活跃。他在第一印象下所作的《里斯本[LiSiBen]灾难诗》批驳当时流行的“一切都很好”的信条，质疑天谴论：若是上帝[ShangDi]的惩罚，婴儿何罪？巴黎与伦敦有更多罪恶，为何却惩罚里斯本[LiSiBen]？伏尔泰还借此将矛头直指当时流行于欧洲[OuZhou]思想[SiXiang]界的“乐观主义”哲学。他的著作很快在巴黎沙龙里流传。自他的诗作以后，就有了至今仍然有争议的、认为里斯本[LiSiBen]地震[DiZhen]标志着乐观主义终结的论点。

随后，卢梭也加入到了评论行列，他和伏尔泰就“上帝[ShangDi]”同人类灾难关系与否等问题的争论使启蒙运动更加深入。哲学家康德也在1756年专门撰写了三篇分析此次地震[DiZhen]灾难原因的论文。

总之，整个欧洲[OuZhou]都在为里斯本[LiSiBen]的灾难反思，上帝[ShangDi]惩罚的解释被普遍质疑，因为人们发现，尽管大震发生后使用了最虔诚的正规仪式终日祈祷，连续不断的余震并没因此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