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批判的是斯大林[SiDaLin]，而非斯大林[SiDaLin]主义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SiDaLin]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却没有从体制、制度[ZhiDu]层面去认识问题[WenTi]。熟知苏联[SuLian]政治内幕的阿尔巴托夫指出：“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SiDaLin]，而不是斯大林[SiDaLin]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WenTi]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SiDaLin]，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WenTi]。”[（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SuLian]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SiDaLin]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SiDaLin]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SiDaLin]问题[WenTi]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SuLian]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WenTi]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SiDaLin]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SiDaLin]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苏联[SuLian]）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SiDaLin]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SiDaLin]‘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WenTi]上……只字不提在斯大林[SiDaLin]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SiDaLin]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SiDaLin]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SiDaLin]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SiDaLin]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WenTi]。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美国）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苏联[SuLian]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后，当时不少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SiDaLin]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问题[WenTi]的认识比赫鲁晓夫深刻得多。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实际上，是一种制度[ZhiDu]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问题[WenTi]，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得以产生的制度[ZhiDu]，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SiDaLin]个人。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是一种曾经流行于苏联[SuLian]的制度[ZhiDu]，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SheHuiZhuYi]阵营国家。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的制度[ZhiDu]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的崇拜阶梯。”[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SuLian]高层决策70年》（第三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明确指出，要解决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问题[WenTi]，必须改革“极端的中央集权形式”。（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陶里亚蒂言论》第2卷）由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未解决，后来，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SiDaLin]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GeRenChongBai]来了。这说明在党内没有民主又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下，斯大林[SiDaLin]的不良品质很容易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正像有人说的“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

邓小平作出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决策时，总结了中国与苏联[SuLian]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要从制度[ZhiDu]上解决问题[WenTi]。他说：制度[ZhiDu]问题[WenTi]“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ZhiDu]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ZhiDu]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ZhiDu]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