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去世后，苏联[SuLian]的领导人在执行列宁的民族[MinZu]政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偏差，一方面在理论上宣传民族[MinZu]自治，形式上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按民族[MinZu]划分的行政实体，苏联[SuLian]最终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MinZu]区，共有53个之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冠名民族[MinZu]在其构成体内都占有多数，如哈萨克斯坦实际上是俄罗斯族人占多数，到1981年其1505.3万人口中，哈萨克族只有528.9万人，而俄罗斯族则有599.1万人。

　　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16个民族[MinZu]自治共和国，5个民族[MinZu]自治州和10个民族[MinZu]自治区，其中有4个是两个民族[MinZu]共同自治的。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联邦16个民族[MinZu]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冠名民族[MinZu]都不占多数，如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人只占21.9％，俄罗斯族人占30.3％；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人只占24％，俄罗斯族人占70％；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卡累利阿人只占10.0％，俄罗斯族人占到了73.6％；科米自治共和国，科米人只占23.3％，俄罗斯族人占57.7％。

　　民族[MinZu]人口占多数的自治共和国只有：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奥塞梯人占53.0％；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鞑靼人占48.5％，俄罗斯族人占43.3％；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人占45.4％，俄罗斯族人占37.7％；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瓦人占64.3％；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楚瓦什人占67.8％。

　　由两个民族[MinZu]共治的自治共和国，力量也是不均衡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车臣人占57.8％，印古什人只占12.9％，俄罗斯族人占26.7％；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人占48.2％，巴尔卡尔人只占9.4％，俄罗斯族人占32％。在5个民族[MinZu]自治州中，没有一个民族[MinZu]人口占多数的，如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只占4.2％，俄罗斯族人的比例高达83.2％。

　　在10个民族[MinZu]自治区中，只有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的冠名民族[MinZu]的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人居多，超过半数。

　　在这种以民族[MinZu]划分行政区域的体制下，并没有建立起各民族[MinZu]间的平等关系，没被冠名的民族[MinZu]实际上感到不平等，而且为什么有的民族[MinZu]建立的是加盟共和国，有的却是自治共和国或者自治州，有的还没有建立自己民族[MinZu]构成体的权利，有的建了自治共和国后又撤了，没有明确的标准。

　　另一方面，在国家体制上苏联[SuLian]并没有遵循联盟制原则，实际上是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苏联[SuLian]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到1947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58个，到1982年，苏联[SuLian]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这样庞大的行政机构下，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

　　在理论上，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人，把民族[MinZu]问题产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1936年宣布苏联[SuLian]建成社会主义后，苏共便否认苏联[SuLian]存在民族[MinZu]问题，开始实行实质上的民族[MinZu]同化政策，推广俄语，鼓励异族通婚，提倡国际主义（族际主义）等等。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各民族[MinZu]自我意识在增长，对此，苏共不是尊重和引导，而是用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压制。斯大林甚至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MinZu]“是加入苏联[SuLian]的所有民族[MinZu]中最杰出的民族[MinZu]”，是“苏联[SuLian]各民族[MinZu]的领导力量”。

　　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苏联[SuLian]政府常常忽视民族[MinZu]地区的特殊性。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不顾各民族[MinZu]的意愿和经济发展水平，强行搞农业全盘集体化，给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民族[MinZu]地区带来严重灾难。乌克兰这个“粮仓”有300万~400万人饿死（现在乌克兰称有上千万人饿死），哈萨克斯坦有230多万人死亡，这个落后的游牧地区的游牧民被强行定居，有90多万人不堪忍受而迁居他国，苏联[SuLian]用武力镇压反抗，严重伤害了民族[MinZu]感情。

　　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许多人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MinZu]主义者”的帽子，大批少数民族[MinZu]干部被迫害致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MinZu]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SuLian]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MinZu]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成为影响苏联[SuLian]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秘密协议，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于1940年8月，强行把三国并入自己的版图，随后，又强迫数十万人迁往苏联[SuLian]内地，把大批俄罗斯人迁入这一地区。

　　苏联[SuLian]式民族[MinZu]政策的实践表明，按民族[MinZu]划分区域、实行所谓自治的做法并没有达到使各民族[MinZu]相互接近和融为一体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少数民族[MinZu]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MinZu]主义增强。这种做法使苏联[SuLian]居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MinZu]属性，首先想到自己是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或是格鲁吉亚人，然后才是苏联[SuLian]人。在民族[MinZu]地区，主体民族[MinZu]之外的少数民族[MinZu]，感觉处于一种不平等地位。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民族[MinZu]地区的一把手必须是来自主体民族[MinZu]的，不管此人是不是胜任，人们认同的首先是民族[MinZu]归属。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解职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任命俄罗斯族人科尔宾接任，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

　　长期片面执行列宁所提出的压迫民族[MinZu]，即大民族[MinZu]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补偿在生活中形成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做法，导致了新的民族[MinZu]不平等。少数民族[MinZu]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如在教育方面，少数民族[MinZu]地区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也引起了俄罗斯人的不满。据1990年的统计，在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摩尔多瓦人是125，车臣人是151，乌克兰人是163，阿塞拜疆人是172，拉脱维亚人是182，吉尔吉斯人是188，俄罗斯人是190，亚美尼亚人是207，立陶宛人是208，爱沙尼亚人是213，哈萨克人是230，格鲁吉亚人是274，俄罗斯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在苏联[SuLian]解体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民族[MinZu]主义之所以迅速发展，并要求独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联盟并不代表其利益，一些俄罗斯人并没有把苏联[SuLian]看成是自己的民族[MinZu]国家，而俄罗斯要独立，苏联[SuLian]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说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民族[MinZu]自决权理论和大民族[MinZu]对小民族[MinZu]的“补偿”理论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苏联[SuLian]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应该有所改变和调整，要实现各民族[MinZu]的平等和培养共同意识，而不是强调和强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