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羽戈的书名，让我一眼误以为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于是自然而然想到了那段名垂百世的开头，“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是的，多年以后，当羽戈苦读宪政研究，另一边执手时评，面对纸页深处的百年近代史，他的心底一片孤寂和苍凉，也如同你我踟蹰在迷雾重重的历史定论面前。

　　羽戈笔下一共重构了六个人物，张佩纶、谭嗣同、梁启超、袁世凯、杨度、吴经熊。百年中国宪政史，从这些人物身上缓慢、曲折地流过，没有美国独立革命和制宪会议那般轻松、顺理成章，比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更加云谲波诡。

　　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风口浪尖，羽戈把谭嗣同的形象定位在一个“侠”字上。年少的谭嗣同壮游苦寒之地，驰骋边关，壮年又与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等京城著名武人叫好，这培育他身上的书生意气与侠义之气并存，而非弱不禁风的清谈书生。壮怀激烈的顶点是经梁启超改动后的绝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行动有莽撞和不沉稳，学说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人格力量和仁心侠骨，为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

　　在羽戈的考证中，袁世凯的告密行为只是对变法的失败起着量变的作用，不足以成关键一环；至于称帝，登基之前，共和早已名存实亡，约束最高权力的力量早就被其破坏殆尽，所以袁世凯该受责的重点应在于他在“办共和”过程中收拢权力的行为。

　　对杨度的研究，是本书重点，也折现出了宪理念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在一批新旧交融的知识分子心目中是如何徘徊逡巡的。杨度少年时追随王闿运学习帝王术，“少年击剑学纵横”，抱着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杨度，年少时志满意得，就如同当年学习“万人敌”的西楚霸王。戊戌变法失败后，杨度逃亡日本六年，在此期间写成的《金铁主义说》是他的学术代表作，日后为袁世凯捉刀的《君宪救国论》连自己都无颜面对。此概念是经济强国、军事强国的意思，是那个时代普遍共有的寻求富强、救亡图存的梦想。

　　杨度投靠袁世凯，欲图成就年少时的誓言，最终将自己弄得蓬头垢面，这是历史的悲剧。杨度在日后加入国民党，他善变的身影，依然是帝王术思想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