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女足闯进本届大运会四强，主教练王长权高兴之余，也对“她们是大学生吗？”的质疑感到委屈。

　　女足比赛中，表现出色的毕妍不仅是这支大运女足的队长，还是中国国家女足的队长。同时，她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一名在读学生。这些，都是事实。

　　北师大女足的队员主要来自北京队和大连队，这些运动员学生在本科阶段需要修满130个学分才可以毕业，训练和比赛不太紧张时，她们要到学校来上课。在王长权看来，学校的毕业标准可以督促她们努力完成学业。而校园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对这些运动员综合素质的塑造与提升有着积极作用，这也是王长权多年来感受颇深之处。

　　但是，大学对专业运动员的重塑作用，并不能解决人才培养的结构问题。

　　北师大1987年就开始创办女足，从最初选拔其他项目的学生组建队伍，到后来主要招收专业体工队队员，这个过程，反映出的其实是另一个无奈的状况——校园足球开展的缺失。

　　足球水平的提升离不开青少年普及，青少年普及应当依托中小学。但长期以来，中小学开展足球运动面临场地、师资、时间、观念的多重困境，孩子们并非不爱踢球，但没场地踢球、没人教球甚至不让踢球的问题，使得大学在组建队伍时，发现自己面对的其实是“无源之水”，只能将目光转向专业体工队。

　　“培养一名足球运动员，大概要七八年时间，所以足球应当从小学抓起。由小学带动中学，之后，大学球队才会有足够的选材面。”这是王长权理想中的足球培养模式。

　　十几年来，中国女足从世界一流一路下滑，现在要为冲出亚洲而努力。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美国、日本女足的兴盛之势，而差距的根源，则在校园足球普及的深度与广度。

　　因为缺少校园足球的支撑，专业队单一的培养体系后继乏人，队伍萎缩；因为缺少校园足球的支撑，大学队又不得不从专业队中去寻找队员。这样一个怪圈，折射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渠道背后的机制之困。大运会激起对高校如何培养高水平运动员讨论之时，不可不察中国足球的“小学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