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帮哄”的时代。

　　《潜伏》火了，谍战剧就扎堆地上；电视征婚卷土重来，各个台一窝蜂地亮灯灭灯；英国出了个苏姗大妈，咱这儿前有阿宝、王二妮，后有旭日阳刚、大衣哥，批量生产着草根英雄。

　　没错，社会的活力来自于阶层之间的流动。荧屏上总是那么几张老脸，久了难免让人生厌。草根歌手乍一出现，最大限度满足了人们的好奇感和同情心。农民工走上了象征正统意识形态的春晚舞台，迎合的恰恰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普罗心态。

　　草根，一个极容易煽情的词汇，同样，本身也充满了媚惑的含义。真正的怪圈在于，人们一方面在怅叹世风人情的冷漠，一方面又在无节制地滥施着同情心。

　　是不是农民工只有在春晚的舞台唱起《春天里》，才意味着群众文艺的繁荣？是不是朱之文只有穿着军大衣唱歌剧，才说明我们的媒体真正建立起了平等意识？《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不断在强化着它的平民姿态，无疑也在改变着一些草根歌手的命运，然而当阿宝、石头这些前辈开始坐上评委席、侃侃而谈点评起他们的后来人，它同时又在颠覆着人们对于草根的最初判断和认识。

　　我们应该清楚，当旭日阳刚在邋遢的宿舍里，喝着啤酒、抽着烟卷唱着《春天里》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是草根的。然而当他们在聚光灯下、在万众的欢呼声里唱起同一首歌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草根了，他们的歌声里，也早已没了当初的粗粝和苍凉。

　　事实上，在对草根歌手的观照中，公众对于他们身份的好奇，远远多于对其歌声的欣赏。草根歌手应该明白，当人们厌倦了批量生产的歌声改变命运的俗套故事，他们的使命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