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过：“自由，至少意味着这样的权利：别人不想听，你照样可以说。”然后，即使在以言论自由[YanLunZiYou]著称的美国，确立诉说别人不想听内容的自由，其实也经过一段漫长的道路，而期间经历过的峰回路转，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FaGuan]的思想变迁有很大关联。

　　霍姆斯生于1841年，哈佛毕业后应征入伍，在南北战争中受伤三次，侥幸生还，执业多年后，于1903年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FaGuan]。那时，言论自由[YanLunZiYou]的含义仍十分狭窄。在霍姆斯心目中，保护言论自由[YanLunZiYou]，就是防范“事先审查”而已。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洋溢着浓郁的鹰派气氛，连“德国泡菜”也被改称“自由卷心菜”，“法兰克福香肠”则被改名为“热狗”，反战言论[YanLun]更是被拼命打压。国会出台《反间谍法》，要求对任何反战或“不忠诚”的言论[YanLun]定罪。

　　1919年，三起涉及《反间谍法》的官司来到最高法院。三起案件[AnJian]的判决[PanJue]意见都由霍姆斯执笔。在“申克诉美国案”中，被告因寄送传单给即将应征入伍者而被指控。传单说，战争是资本家的阴谋，征兵侵犯了宪法基本权利。下级法院以违反《间谍法》为由对他们定罪。被告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此案的关键，在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言论自由[YanLunZiYou]是否应受限制，若加以规则，又应持何标准[BiaoZhun]。霍姆斯认为：“即使是对言论自由[YanLunZiYou]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保护一个在戏院里谎称火警的人。”至于认定标准[BiaoZhun]，霍姆斯指出，这要看“（那人）使用的言词，就当时特定的环境而言，是否会造成一种明显而即刻的危险[WeiXian]，使得国会有权阻止恶劣后果的发生。”根据上述标准[BiaoZhun]，霍姆斯维持了对三起案件[AnJian]被告的有罪判决[PanJue]。

　　霍姆斯的判决[PanJue]貌似确立了新的言论[YanLun]尺度，结果却令民权人士十分失望。因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WeiXian]”标准[BiaoZhun]本身也十分含糊。发布反对战争与征兵制的言论[YanLun]，真会导致战事失利或人员伤亡这样的危险[WeiXian]么？寄送传单与在戏剧谎称失火的行为，能做简单类比么？1919年11月，又一起《反间谍法》案件[AnJian]来到最高法院。在这起案件[AnJian]中，四个人因在楼顶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其中三人被判20年监禁。人们预测，霍姆斯这次仍会赞成维持原判。

　　最高法院果然以7票对2票维持原判，但是，霍姆斯这次却投了反对票。他发布异议意见称，“明显而即刻的危险[WeiXian]”标准[BiaoZhun]固然正确，但还应增加两个限定，即“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如果被告只是发送传单而已，不可能立即引起军工停产或士兵倒戈，就没必要施以刑事处罚。他说：“国会不能禁止人们努力去改变这个国家的想法。现在，没有人会认为百姓私下印行的传单，会对国家军备造成立即危险[WeiXian]。……时间已经颠覆许多信念……这是一场实验，正如所有生命都是一场实验……当这一实验成为美国制度的组成部分时，我们就应当警惕，防止试图钳制我们所痛恨并确信是罪该万死的言论[YanLun]，除非这些言论[YanLun]导致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致需要限制它们才能挽救国家……。”尽管霍姆斯的意见只得到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FaGuan]一人支持，但对美国的言论自由[YanLunZiYou]历史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延续至今的主流立场。人们禁不住要问，仅仅八个月时间，之前颇为保守的霍姆斯大法官[FaGuan]，想法为什么会发生了那么大的转变？

　　一切都与一场相遇有关。1918年6月，霍姆斯因私出行，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名叫勒尼德·汉德的年轻法官[FaGuan]。36岁的汉德是纽约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FaGuan]，刚刚审结著名的“《群众》杂志诉帕腾案”。这起案件[AnJian]中，《群众》杂志因抨击战争与征兵制，被邮政局长阿尔伯特·波尔森勒令禁止投递，杂志社随即告上法庭。汉德法官[FaGuan]不顾外界压力，判邮政局败诉，他在判决[PanJue]中说：“《群众》刊载的文章虽对战争充满敌意，也不当地鼓励反战情绪，但是，不管这些作品是适度的政治推论，还是过激、不当的谩骂，在美国这个以言论自由[YanLunZiYou]为权力最终根源的国家里，个人都享有批评政府的权利……钳制这些可能动摇人民意志的言论[YanLun]，无异于镇压所有敌对的评论和意见……言论[YanLun]只有在直接煽动叛乱、反抗等行为时，才构成间谍类犯罪，如果把合法议论当作挑唆煽动，就是驱逐了民主政治的守护神，是最大的不宽容。”在当时的气氛下，汉德的判决[PanJue]显然需要很大勇气，但很快被上诉法院推翻。略有些沮丧的汉德利用与前辈霍姆斯邂逅的机会，畅谈了自己对言论自由[YanLunZiYou]限定标准[BiaoZhun]的看法，霍姆斯对此未置可否。

　　离别之后，汉德致函霍姆斯，再次阐述了他对言论自由[YanLunZiYou]与政治宽容的看法。霍姆斯倒是迅速回了信，却把话题扯到另一起案件[AnJian]上。三起《反间谍法案》终审判决[PanJue]后，汉德又针对判决[PanJue]内容写了回信，他说：“只有构成直接挑唆时，言论自由[YanLunZiYou]才应受到限制，但是，什么是直接挑唆，不应该交给陪审团判断，因为这类案件[AnJian]发生时，民众的情绪容易激动，对陪审团的公正会造成很大影响。”此时，霍姆斯已读过汉德在“《群众》杂志案”的判决[PanJue]意见，他复信称：“我所说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WeiXian]’，和你所说的‘直接挑唆’没有本质区别，我搞不清咱们俩的分歧所在。”

　　这一时期，哈佛大学教授泽卡赖亚·查菲也开始就言论自由[YanLunZiYou]问题发表观点。1919年6月，查菲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战时的言论自由[YanLunZiYou]》一文，赞赏霍姆斯提出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WeiXian]”标准[BiaoZhun]，但也就这一标准[BiaoZhun]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提出批评。而查菲的观点，与汉德信中提出的标准[BiaoZhun]，正好不谋而合。霍姆斯注意到了查菲的文章，认真阅读之后，他结合汉德信中的观点，开始重新思考“明显而即刻的危险[WeiXian]”标准[BiaoZhun]的合理性问题。有趣的是，查菲之所以发表那篇文章，完全是受汉德“《群众》杂志案”判决[PanJue]意见的启发。在后来给汉德的信中，他还专门强调了这一点。

　　霍姆斯修正后的意见，赢得人们无数赞誉，他本人也被称为重新确立言论自由[YanLunZiYou]标准[BiaoZhun]的功臣。而汉德却很少谈及自己在这起案件[AnJian]中的作用，他后来成为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FaGuan]，并在这个位置上退休。1961年，汉德去世时，与霍姆斯被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法官[FaGuan]之一。这四个人中，只有他没有出任过最高法院大法官[FaGuan]。几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AnJian]中，正式认可了汉德在“《群众》杂志案”中提出的言论自由[YanLunZiYou]认定标准[BiaoZ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