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LieNing]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GeMing]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DeGuo]可以接受俄国[EGuo]影响很快取得革命[GeMing]成功。十月革命[GeMing]后俄国[EGuo]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列宁[LieNing]建言：

　　“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ZuoZhe]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GeMing]“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TongShang]，496-498页）。在作者[ZuoZhe]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 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EGuo]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TongShang]，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SuLian]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TongShang]，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GeMing]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TongShang]，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GCD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SuLian]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TongShang]，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TongShang]，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TongShang]，889页）。农业集体化后 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列宁[LieNing]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TongShang]，900 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斯大林[SiDaLin]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TongShang]，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TongShang]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SiDaLin]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

　　七、苏联[SuLian]的文化革命[GeMing]，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EGuo]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諳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TongShang]，932-933 页）。列宁[LieNing]、斯大林[SiDaLin]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SiDaLin]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LieNing]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SiDaLin]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TongShang]，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SuLian]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斯大林[SiDaLin]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SiDaLin]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TongShang]，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ZuoZhe]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SuLian]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SuLian]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GeMing]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SuLian]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SiDaLin]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SuLian]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 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LieNing]在十月》、《列宁[LieNing]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ZuoZhe]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SiDaLin]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SuLian]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SiDaLin]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SiDaLin]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SiDaLin]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