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后，苏共针对人民的不满，试图恢复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统一监督[JianDu]的原则，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监督[JianDu]工作。在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把党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WeiYuanHui]，其职能是审理对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区和州委关于开除党员和党内处分决定的上诉；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JianCha]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规定其任务是帮助党和国家实现苏共纲领，系统地检查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执行党和国家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赫鲁晓夫强调吸收人民群众参加监督[JianDu]工作，在企业、建筑队、集体农庄、车间等都成立了协助党和国家监察[JianCha]机关工作监督[JianDu]小组和监督[JianDu]岗。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督[JianDu]机关的地位、扩大了其职权，但是并没有实现列宁所强调的对中央决策机构的监督[JianDu]，也没有根本改变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局面，人民群众仍然不能监督[JianDu]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赫鲁晓夫个人也仍然高居于党之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取消了赫鲁晓夫的上述改革，再次把党和国家的监督[JianDu]机构分开，他一方面把原来的“党和国家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改名为“人民监督[JianDu]委员会[WeiYuanHui]”，另一方面重新建立从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WeiYuanHui]的中央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规定其职权仍是帮助党和国家经常检查党和政府的指示的执行情况。苏共中央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主席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勃列日涅夫还取消了中央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对地方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的垂直领导，使地方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完全从属于当地党委，地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处于监督[JianDu]之外了。党的监督[JianDu]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成了普遍现象。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民众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监督[JianDu]机制建设。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任何一个党组织，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不能不受监督[JianDu]，但他行动迟缓，直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才提出建立一个隶属于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社会监督[JianDu]体系。会议决定成立苏共中央监察[JianCha]和检查委员会[WeiYuanHui]。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确定党的监督[JianDu]机构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JianCha]委员不得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WeiYuanHui]委员，或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央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主要职责是监督[JianDu]苏共中央及其机构对民主原则的遵循情况，采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压制批评、滥用职权等现象。中央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成员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WeiYuanHui]和各级委员会[WeiYuanHui]的会议，中央监察[JianCha]委员会[WeiYuanHui]主席和副主席有权出席政治局及苏共中央其他执行机构的会议。戈尔巴乔夫似乎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督[JianDu]体制，但是，此时苏共的威信已严重下降，地方分离主义兴起，苏共已无法对国家实施有效的领导，迟到的苏共监督[JianDu]体制已经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了。1991年“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建议被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苏共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党的监督[JianDu]机制在制约高层领导的行为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