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逾半个世纪，今人是否能够对于日本[RiBen]当时奉行的“装穷装苦”策略和盟国（主要是美国[MeiGuo]）的对日方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呢？是否会有“不幸而言中”之感呢？尽管今天的情况与拉铁摩尔先生的推断并不绝对相同。

　　麦帅（麦克阿瑟——笔者注）统治日本[RiBen]是功是罪，对我有利有害，我现在还不能解答。……提到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RiBen]那种不记旧仇的宽大态度，麦帅备加赞许。他说：“中国[ZhongGuo]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TaMen]知道无论如何[RuHe]终久是要和日本[RiBen]相处的。”诚然，站在麦帅的立场，中国[ZhongGuo]的宽大态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然而宽大之外，我们[WoMen]应该警惕！……我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RiBen]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这个问题[WenTi]今天一起盘旋着在我脑筋里。

　　（1946年4月12日 星期五）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TaMen]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WoMen]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WoMen]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1946年5月2日 星期四）

　　实际上，先父研习国际公法多年，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奥秘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则”的作用与分量。中国[ZhongGuo]前途未卜，苏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决定了它一定要扶植日本[RiBen]，至于中国[ZhongGuo]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民族情感，则自然地被搁置下来了。作为“五强”之一，作为与东南亚各国很不一样的文明古国，不但其日后的发展不能受到关照，而且连它在刚刚结束的战争[ZhanZheng]中所做出的惨痛牺牲和决定性贡献都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君不见，养虎贻患的事情在国际间屡有发生。当反苏反共成为美国[MeiGuo]政府的头等目标，当初的敌手日本[RiBen]于是乎一变而成为宠物，哪管它日后会不会向自己说“不”。既然美帝国主义被当作中国[ZhongGuo]人民的头号敌人，那么一切反美者便都成了我们[WoMen]的同盟军。我们[WoMen]曾没有保留地和一部分日本[RiBen]人一起谴责美帝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滔天罪恶，曾义愤填膺地和一部分日本[RiBen]人一起抗议美帝在日本[RiBen]建立军事基地的侵略行径，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而那个长袖善舞的战败岛国，恰恰就是在东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巧妙地周旋着，实现了令其他国家瞠目结舌甚至备感失落的迅速恢复和腾飞。

　　余确已觉察，鉴于过去二年来世界情势之急剧变化，东京之审判，已失去其政治上之大部意义，但余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历史上之意义，余相信其不致如此也。

　　（1948年5月3日 星期一《新闻报》载梅汝谈话）

　　日本[RiBen]时报载了一篇短文，叫做《中国[ZhongGuo]人不报仇》，描写日本[RiBen]投降后中国[ZhongGuo]人对日本[RiBen]人是何等宽宏大量，“视敌为友”。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我读了这篇文章，颇有啼笑皆非之感。

　　（1946年4月11日 星期四）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RiBen]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WoMen]的血债写在日本[RiBen]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1948年底，大批日本[RiBen]战争[ZhanZheng]罪犯已被麦克阿瑟下令释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疾而终。除了第一批的28名，其他甲级战犯（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过日本[RiBen]首相的岸信介）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与纳粹德国漏网战犯在战后的东躲西藏、亡命蛮荒相比，这些人的处境真可谓优游自在。美国[MeiGuo]的提携，中国[ZhongGuo]的宽厚，由“冷战”格局导致的各国对日政策，使日本[RiBen]获得了绝佳的发展机遇。

　　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围里，先父的名字当然不是一个能引起广泛愉悦的符号。先父关于抓紧调查日军侵华暴行史实的建议，直到20年后的80年代中期方被采纳，而经历过那场战争[ZhanZheng]的人至此已凋谢弥多。

　　梅小璈：《中国[ZhongGuo]青年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