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MengGu]的分离事实始于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渐成气候，是由于身后有一个乘人之危的苏俄。

　　外蒙与中国[ZhongGuo]几度离合，与中国[ZhongGuo]的强弱有关，而它最终离中国[ZhongGuo]而去，许多人都认为，是蒋中正的错。

　　1946年1月，当国民政府被迫承认外蒙独立[DuLi]时，对于国人而言，这个流传着苍狼白鹿优美传说的广袤土地，彻底成了异域他国。

　　凿凿条约已难更改，但心中的淤结依然难以梳理，所以，不断有人为外蒙的回归而努力，但最终的结果都只是苍凉悲想。

　　如今，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不再属于中国[ZhongGuo]，它的“出走”也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我们[WoMen]在这里追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段，希望能为人们提供关于这片神秘土地的一点遐思。
　　　
　　“俄国不信佛教，衣服奇形怪状。中国[ZhongGuo]一片繁荣景象，又信佛教，有用不完的财宝，绫罗稠缎，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

　　17世纪中叶，准葛尔部的葛尔丹大汗率兵进攻外蒙，在武力抵抗不济的情况下，与清王朝有相同信仰（喇嘛教）的外蒙上层王公面前摆着两条路：归附俄国或归附中国[ZhongGuo]。最终，他们选择了中国[ZhongGuo]。

　　对于外蒙，清廷格外用心经营。专设库伦（今蒙古[MengGu]国首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并定期举行军事演习。

　　好在，中间虽然小摩擦不断，但总体来说，直到辛亥革命前，外蒙古[MengGu]都还算比较安静。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DuLi]

　　1911年是个转折点。武昌首义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ZhongGuo]各省纷纷宣布独立[DuLi]，外蒙古[MengGu]也在其中。可是后来当宣布独立[DuLi]的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MengGu]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打算独立[DuLi]建国。

　　准确地讲，外蒙的出轨，沙俄实在“功不可没”。“不要放过中国[ZhongGuo]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即外蒙古[MengGu]）的独立[DuLi]发展”，俄国一方面策动外蒙上层贵族和僧侣，一方面向外蒙提供大量武器，15000只步枪、750万发子弹和15000把军刀很快就运到库伦，交给正准备行动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俄国还在俄蒙边境集中了近15万俄军，扬言“遇有必要，在旬日之内，即可调动数万兵力，集结库仑”。12月初，清廷驻库仑办事大臣的衙门被包围，三天后，办事大臣被30名哥萨克兵请出了边境。“大蒙古[MengGu]国”成立了。

　　出力不少的沙俄也很快得到回报。次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签订了《俄蒙协约》及附属《专条》，其中诸如沙俄有权保护外蒙“自治”、有权援助外蒙编练军队、有权阻止中国[ZhongGuo]在外蒙驻军和移民，类似这样的规定，自然不会得到中国[ZhongGuo]认同。4天后，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梁如浩照会沙俄政府：“无论贵国与蒙古[MengGu]订何种条款，中国[ZhongGuo]政府概不承认。”

　　接下来又是几轮谈判，中国[ZhongGuo]一退再退，等到1915年签订《中俄蒙协约》时，中国[ZhongGuo]除了赢回一个空洞的宗主国称号外，在外蒙的权力几乎丧失殆尽。

　　外蒙的短暂回归

　　外蒙刚宣布独立[DuLi]时，许多人对此都表达了不满，其中，有两人被报界称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他们是孙文和徐树铮。

　　一战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战后，俄国一片混乱，外蒙古[MengGu]独立[DuLi]势力失去了重心。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希望一举收复外蒙，具体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

　　徐树铮是皖系名将，文武双全，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他敬佩有加，称其“上马杀贼，下马露布”。但有研究者认为，徐树铮气度狭隘，不过单就外蒙一事而言，他还是真正爱国的。

　　1919年10月，徐树铮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

　　这是一支劲旅，在路上，蒙古[MengGu]哨卡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于和中国[ZhongGuo]军队交战的，是已经失去了旧政府的俄国旧军队。但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没有政治目的。中国[ZhongGuo]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认为他们在骑术方面惟一比中国[ZhongGuo]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持枪还击，而中国[ZhongGuo]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

　　中国[ZhongGuo]军队进展迅速，苏维埃新政权内乱重重，猝不及防。11月，徐树铮部开进库伦。徐树铮毫不手软，软禁了蒙古[MengGu]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其他王公。失去靠山的外蒙王公立即软了下来。1919年11月17日，外蒙重回中国[ZhongGuo]怀抱！

　　徐树铮立了大功，他同时向段祺瑞总理和南方革命党孙文发电通报，孙文收到电报后，不顾国民党内部许多人的反对，回电庆贺。

　　1919年是中国[ZhongGuo]外交史上的多事之秋，外蒙的回归，可算是当年最可庆祝的大事。

　　但是徐树铮在外蒙问题[WenTi]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外蒙问题[WenTi]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WenTi]缺少弹性，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所以，上层蒙人，无论王公还是喇嘛，都是衔恨于北京，只是暂时压住火，等待机会再掀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