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裕仁退位[TuiWei]最轰动的公开呼吁，是著名诗人三好达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月号的《新潮》杂志。三好达治解释说，他并非是认同东京战犯审判的支持者们对战争[ZhanZheng]责任[ZeRen]的看法，即天皇[TianHuang]对侵略和暴行负有直接的、政策决定上的责任[ZeRen]，但是也不接受天皇[TianHuang]支持者们所推出的热爱和平而又无助的仁慈君主的形象。他强调说，问题在于，“这并不仅是战败的责任[ZeRen]问题”。三好以不同寻常的强硬口气，谴责天皇[TianHuang]“对自身职责甚为怠慢”，并且“负有对战场上为他捐躯的忠良将士背信的责任[ZeRen]”。

三好宣称，天皇[TianHuang]曾是大元帅，却未能制止军阀者流的横行。天皇[TianHuang]以家长的口吻呼臣民为“赤子”，却驱策明知道将会失去控制的陆海军士兵赴死。作为国家元首，他现在应当由自己承担起这场灾难的责任[ZeRen]，树立道德的典范。天皇[TianHuang]在战时的统率，无论在大势判断、临机应对、起用人才、体察民情，还是把握时机终止战争[ZhanZheng]方面，都是无能的。既然天皇[TianHuang]已经宣布自己不是“现人神”，那么他现在就应当像个凡人那样退位[TuiWei]。

假使占领军当局选择敦促裕仁退位[TuiWei]的话，显然不会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存在。天皇[TianHuang]近侧的人士也承认这一点。而且可悲的是，公众将如同接受战败本身那样，轻易接受天皇[TianHuang]的退位[TuiWei]宣言。保守派则会将天皇[TianHuang]的退位[TuiWei]正当化，并且借此对天皇[TianHuang]制的道义的高洁再次加以确认。天皇[TianHuang]制民主仍然会在新君主的统治下发扬光大，而裕仁悲惨的昭和时代(如此反讽的命名，“昭和”两字原本意味着“光辉与和平”)将会落幕，“战争[ZhanZheng]责任[ZeRen]”问题则会显得一片光明。

当然，麦克[MaiKe]阿瑟及其助手对局势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对日本[RiBen]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1月26日，原海军大将、总理大臣、天皇[TianHuang]的心腹米内光政，恳请麦克[MaiKe]阿瑟对天皇[TianHuang]退位[TuiWei]发表见解，最高司令官回复说，此举并无必要。一个月后，宫中与最高司令部之间的日本[RiBen]联络官报告说，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局长戴克(Dyke)准将建议，为转移公众注意，天皇[TianHuang]可以离开东京，将宫廷移到京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一直是皇家的传统地盘。翌日，三位与民间情报教育局有关系的日本[RiBen]人，给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带来了一份值得注意的、长长的备忘录，总结了戴克准将有关“皇室的问题”的见解。文件开篇就坦率主张，维护天皇[TianHuang]对于建设民主的日本[RiBen]是绝对必要的。

1946年3月初，侍从次长被告知，菲勒斯将军担心天皇[TianHuang]周围的“可笑之人”，给予天皇[TianHuang]坏的建议。这大概不仅是指皇室的异端人物东久迩宫和三笠宫，还包括给天皇[TianHuang]安排关于宇多天皇[TianHuang]退位[TuiWei]与英国国王退位[TuiWei]讲义的宫廷顾问们。菲勒斯告诉米内大将，“非美国的思想”正甚嚣尘上，甚至在美国上层，要求逮捕裕仁接受战犯审判的呼声依然具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