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清扫

　　理论上所有的苏维埃俄国[EGuo]人都是陷于“一国被包围中”的“诺亚方舟”上的“同道者”，但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所有人群分为向“权力核心”聚拢的几个依次落差的等级，知识分子[ZhiShiFenZi]是处于最外圈的不被信任者阶层。斯大林[SiDaLin]知道，俄国[EGuo]知识分子[ZhiShiFenZi]的问题要比党内斗争复杂得多。党是可以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的，而知识分子[ZhiShiFenZi]历来有“思想自由[ZiYou]”和“捣蛋鬼”的传统，他们[TaMen]的“非政权化、非政治化”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是斯大林[SiDaLin]希望在他的统治下，要改变知识分子[ZhiShiFenZi]独立思维以及与政权作对的习惯，让这些喜欢各自为政的声音从此变成政权的传声筒。

　　首先，斯大林[SiDaLin]利用独立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ZhiShiFenZi]个人对“人多势众”的劳动阶层的天生“负罪感”和民粹主义的恐惧心理，努力塑造知识分子[ZhiShiFenZi]的“原罪感”，让他们[TaMen]无休止地进行自我反省。因为俄国[EGuo]上下层的深刻的鸿沟裂痕，十九世纪以来，知识分子[ZhiShiFenZi]普遍感到道义和精神上欠了俄国[EGuo]人民一笔债，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苏维埃政权确立以后，原来的精英知识分子[ZhiShiFenZi]因属于“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九卷，49页），是“寄生虫”，对这些人“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光听起来多么离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共产主义的人的方法”（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8页）。对那些保持着革命[GeMing]前知识分子[ZhiShiFenZi]批判标准、独立精神和创新观念的人都会作为社会[SheHui]危险分子被无情地“赶到中亚和北亚地区”（22页）进行“国内流亡”。斯大林[SiDaLin]懂得，对俄国[EGuo]这种具有村社传统的民族来说，“重集体、轻自我”越是在下层越有市场，在知识分子[ZhiShiFenZi]独立经济来源中断以后，“集体性”的重要程度是和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个人不能隶属一个集体便意味着“被抛弃”，他们[TaMen]要想打破孤立重新回到队伍中来，重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就要先过低头认罪这一关。政府一面在强化个人的“不完整性”的同时，一面在全俄组建“民众纠察队”协助警察监督和揭露“异己分子”（严格地说，管辖意识形态的敌人并不属于民警和纠察队的职责范围，但揪出“寄生虫”则属于他们[TaMen]分内的事）。这种靠煽动劳动阶层对知识阶层之敌意的愤怒的阶级感情，让民众把肆虐倾向和歇斯底里的憎恨指责转移到这些“不劳而获”的“罪人”身上。所以阿赫玛托娃对伯林说：“你来自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SheHui]，而在这里，我们被区分成了人和……”（74页）

　　斯大林[SiDaLin]以高度动员的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调动能力。他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一般人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SheHui]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臣民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民众是建设社会[SheHui]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便捷的材料，就必须要“被禁锢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ZiYou]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苏联[SuLian]社会[SheHui]掀起了一场清理知识分子[ZhiShiFenZi]运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有一个大“清扫”的彻底“轮换”过程。中央组织机构调动了大批十月革命[GeMing]后的“速成代干生”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ZhiShiFenZi]。这期间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统一的学术团体，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在知识分子[ZhiShiFenZi]成堆的地方，再也不会有敢于抗衡体制的个人和非官方团体了，“任何思想上的少数派早就已经被消灭了”（93页），以后所有的社团都是“党的”，都必须服从党的严酷的政治戒律。俄国[EGuo]社会[SheHui]的“一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苏联[SuLian]国家政权下没有了社会[SheHui]，没有了民间，也没有了个人。

　　但是这些还不够，在文化战线上的高压整肃运动一步步升级到“恐怖统治”。整个知识界都笼罩在“死亡的大幕下”（74页），对爱思考、爱闹独立性的知识分子[ZhiShiFenZi]来说，用震慑的办法使他们[TaMen]变成“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羊羔”（112页）和“惊弓之鸟”（23页），不由那些顽固的知识分子[ZhiShiFenZi]不肯就范。在伯林看来，束缚知识分子[ZhiShiFenZi]的“重重锁链以及给他造成的损害骇人听闻”（26页），“俄国[EGuo]在人文研究领域不可能做出什么重要贡献，为了安全牺牲了创新”（15页）。在此种氛围下，所有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让形形色色的团体自相残杀，“告密文化”大行其道，人人猜忌、相互指责，“断头机被重新起用，打开的话匣子又变得没声了”（109页）。由于当政者缺乏正当的信息来源，因此靠大肆鼓励“告密”行为来掌控那些“愿意用自己脑袋思维”的人的信息。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统一化、一元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统治者看来，思想争论会激发人们的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会增加管理者的难度。“兵营化”整齐划一的服从命令，循规蹈矩的按规划来生活是统治者最想要的局面，整个苏联[SuLian]社会[SheHui]是以执政阶层和上层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俄国[EGuo]民粹派起，理想中的新制度就不是为了创造一个自由[ZiYou]、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SheHui]，而是建立一个平等、划一、没有个性的统一体。伯林在其他著作中曾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SheHui]，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但对斯大林[SiDaLin]来说，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SheHui]，斯大林[SiDaLin]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就可以随意揉捏。”所以最可怜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在俄国[EGuo]素有“俄国[EGuo]知识分子[ZhiShiFenZi]代表”之称的高尔基在1928年回国以后就成为在斯大林[SiDaLin]的“统治术”下被“随意揉捏”的第一人（参阅金雁：《破解高尔基之谜》，见《经济观察报》2010年10月17日），其后整个知识阶层都被制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