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万分嫌恶毫不宽恕

早在1894年5月，昆斯伯里侯爵不断骚扰和侮辱王尔德和道格拉斯时，王尔德和他的律师---经验丰富的犯罪学专家休姆夫雷斯讨论此事时，包括休姆夫雷斯在内的几位法律专家都认为，如果这时起诉昆斯伯里侯爵，可以获得法庭的支持。

因此昆斯伯里家族一度和王尔德达成协议，由昆斯伯里侯爵正式道歉，王尔德放弃追究此事。在那个时候，由于王尔德的声望名誉仍盛，昆斯伯里侯爵也未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优势仍然在王尔德一方。

然而，当诉讼真的开始，王尔德很惊诧地发现，昆斯伯里侯爵竟然用重金请到爱德华·卡森作辩护律师---他是王尔德在牛津时的同窗，熟悉王尔德恃才傲物的性格，也知道如何能够刺激王尔德，引导他在法庭上说出陪审团“畜生加文盲”这样不得体的话。

王尔德在法庭上显得可笑而无礼。更为重要的是，卡森找到了一系列年轻男子的口供，其中一位查理帕克的证人，还愿出庭证明王尔德曾经与他在旅馆里有过一夜亲密关系。

情况变得对王尔德不利起来。卡森在辩护中宣称，他要传唤一系列与王尔德有性关系的年轻人出庭时，王尔德的律师意识到，自己的当事人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根据1895年的《刑事法修正草案》，同性间任何形式的性活动都可以解释为犯罪，而且他们因其具有“粗俗”倾向，而无法受到法庭和陪审团的宽恕。

而且，陪审团将认为，昆斯伯里侯爵的一切行为，是试图将自己的儿子从一种罪恶关系中拯救出来，这样的一位父亲显然应是无罪的。王尔德的律师当晚请示王尔德，假如不能传唤道格拉斯出庭作证，王尔德将毫无悬念地败诉，所以他请求王尔德允许他向法庭提出撤诉申请。

事实上，即使道格拉斯此时出庭作证，也无法扭转局势。然而王尔德仍然出于某种保护道格拉斯的念头，拒绝让他出庭面对自己的父亲：“要想证明我无罪，我就不可能不把阿弗雷德·道格拉斯侯爵推向证人席与他父亲针锋相对……我不会让他这样做。我不但不想让他置于这样一种伤心境地，而且决定撤诉，用我自己的双肩承受因控诉昆斯伯里侯爵而造成的任何耻辱与侮辱。”

撤诉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这不仅意味着昆斯伯里侯爵无罪，王尔德承担诉讼费用，还意味着法庭要求陪审团就“致王尔德，这个鸡奸者”这句话以及其他相关证词进行司法确认，确认它们（在形式和实质上）是否正确、且出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应否向公众公开。

陪审团经过商议，一致认定，这些证据材料，包括将王尔德指责为鸡奸者的那张卡片都是正确的。这一确认不但让王尔德名誉荡然无存，更成为昆斯伯里侯爵迅速发起反诉的有利条件。

王尔德撤诉的当天，昆斯伯里侯爵就向检察官提交了一份能够证明王尔德犯有“有伤风化罪”的证人名单和证词副本。

下午3时30分，检察官就向法庭申请逮捕王尔德。6时20分，王尔德即在卡多根旅馆被捕。司法机器运转之迅速，空前绝后。这也表明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万分嫌恶，毫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