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1836.11.18～1895. 2.12），清朝海军北洋水师提督。字禹廷，安徽省庐江县人，祖先明初从凤阳迁居庐江，同治四年（1865年）迁居巢县汪郎中村。1888年出任北洋海军提督。

丁汝昌早年参加太平军，当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最后在弹尽粮绝，援军来援的希望破灭之后，拒绝了伊东祐亨的劝降，服鸦片自尽以谢国人。

 

背景介绍

丁汝昌，原名先达，也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

 

基本年表

咸丰末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

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

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

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1879年（清光绪五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也属洋务运动代表人之一。

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清政府在英订购的“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贪腐严重，并且其严重依赖李鸿章，对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为李氏家军。

1891年，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

1894年7月丰岛海战后，命令加强各舰防护，以备再战。9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运兵船队赴大东沟,17日准备返航时发现日本舰队，即令舰队起锚迎敌。由于舰队的航速不同，导致迎战敌队时阵型严重脱节，加之负伤后中断指挥，北洋舰队遭受重创，被革职留任。

1895年1月30日～2月11日，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因为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没有主动出击，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在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劝降和北洋海军洋员瑞乃尔等的逼降之后，对清政府已绝望，服鸦片自尽以谢国人。

 

重要事迹

淮军将领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太平军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七年（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黄海大海战

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1894年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犄角鱼贯小队阵（或称夹缝鱼贯小队阵）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或称夹缝雁行小队阵）[注：这个阵型也就是丁汝昌在报告中所说的“夹缝鱼贯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

（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时间紧迫，北洋舰队迎战时的队形未能形成犄角雁行小队阵，实际接战时的队形类似于“燕翦阵”，至于后人所说的人字阵、后翼梯阵、突梯阵、楔形阵、V形阵都不过是一种近似的形象说法。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开始，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为总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时 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中方军舰整体老旧，吨位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有一定失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日本海军在整场海战中指挥也同样是一团糟，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负有一定的责任。

威海卫之战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军舰来华，北洋军舰日渐增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六月二十六日，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七月初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朝鲜登陆，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太上皇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德国订造的“定远号战列舰”、“镇远”、“济远”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定远”、“镇远”铁甲舰按设计，每半年必须入坞油漆一次，以防锈蚀，当时中国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而前往日本，是最近的选择）。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宣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以备任用，分别保奏。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初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

六月二十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

七月一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而当时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乱不堪。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也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七月二十五日，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龢等军机大臣也在推波助澜。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圣旨到，称丁汝昌“狡猾避敌”，对丁汝昌的攻击达到高潮。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皇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护送陆军赴朝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鼓励士气。经过近5小时的鏖战，中日双方互有损伤。

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占领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正月十一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正月十三日，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正月十五，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十七日，丁汝昌获悉陆路援军彻底无望，北洋舰队已被国家抛弃。当晚，服鸦片自杀，延至十八日晨7时辞世。

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眪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威海港，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威海降约

丁氏既死，马格禄、浩威及中国官员数人上岸至牛道台家，遇见瑞乃尔。浩威（洋员）倡议伪托丁提督名义作降书，并亲自拟稿。译作中文，并钤提督印（William F．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85．）。当年丁汝昌十名护卫之一的谷玉霖也说：“丁军门自尽之后……集众筹议投降事。”（《谷玉霖口述》(1946年记录稿)。按：谷玉霖，威海北沟人，先在来远舰当炮手，后在提督衙门当护卫。 ）

1895年2月14日（夏历正月二十）下午三时半，牛昶昞与伊东祐亨共同签订《威海降约》，其内容有十一项：

一、中西水陆文武各官，须开明职衔姓氏，西人须开明国名姓名，其文案书识及兵勇人等，但须开一总数，以便分别遣还中国。

二、中西水陆文武官员，须各立誓，现时不再预闻战事。

三、刘公岛一切器械应聚集一处，另开清折，注明何物在何处。岛中兵士，由珠岛日兵护送登岸；威海各东兵，自二月十四日(西历)五下钟起，至十五日午正止，陆续遣归。

四、清牛道台代承交付兵舰、炮台之任，惟须于十五日正午以前，将舰中军器、台上炮位开一清帐，交入日舰，不可遗漏一件。

五、中国中西水陆各官弁，许于十五日正午以后，乘康济轮船，照第十款所载，开返华界。

六、中西各官之私物，凡可以移动者，悉许随带以去；惟军器则不论公私，必须交出，或日官欲加以搜查，亦无不可。

七、向居刘公岛华人，须劝令安分营生，不必畏惧逃窜。

八、日官之应登刘公岛收取各物者，自十六日九点钟为始，若伊东提督欲求其速，可先令兵船入湾内等待。现时中西各官仍可安居本船，俟至十六日九点钟为止，一律迁出；其在船之水师水手人等，愿由威海遵陆而归，可听其便，其送出之期，则与各兵一律从十五日正午为始。

九、凡有老稚妇女之流，欲离刘公岛者，可自乘中国海船，从十五日正午以后，任便迁去；但日本水师官弁可在门口稽查。

十、丁军门等各官灵柩，可从十六日正午为始，或迟至廿三日正午以前，任便登康济兵船离岛而去。伊东提督又许康济不在收降之列，即由牛道台代用，以供北洋海军及威海陆路各官乘坐回华。此缘深敬丁军门尽忠报国起见。惟此船未离刘公岛之前，日本水师官可来拆卸改焕，以别于炮船之式。

十一、此约既定，战事即属已毕，惟陆路若欲再战，日舰 必仍开炮，此约即作废纸。

（《中东战纪本末》第5卷，见《中日战争》(1)第199--200页。）

事件影响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丁汝昌之死

1895年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登陆荣成湾，发起了威海战役，陆路的战斗进行到2月2日上午，以威海卫城的陷落为标志而结束。从这一天开始，丁汝昌在海中的刘公岛上，和北洋海军将士处于日军海陆合围中，进行了悲壮的刘公岛保卫战。

 

2月3日，1895年大年初九，这天白昼，北洋海军和刘公岛、日岛炮台又击退了日本联合舰队的一次大举进犯，击伤日舰“筑紫”、“葛城”。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被迫改换策略，派出鱼雷艇意图破坏威海湾口的水雷防线。同一天，给事中余联沅上奏，称“丁汝昌蜷伏威海”，“其罪实浮于卫汝贵诸人”，“若不将丁汝昌立行褫除，则海军亦断无起色”，“不杀丁汝昌，则海军亦断无振作”。不过这时，刘公岛与外界通讯断绝，已听不到朝廷里的喊杀声。此后因为听到刘公岛已经陷入重围，替换海军提督不再具有多少实际意义，言官们的声音沉寂了下来。

1895年2月5日凌晨，日军10艘鱼雷艇偷偷的潜进威海湾，发起偷袭。在连续击退5艘日本鱼雷艇后，北洋海军旗舰“定远”不幸被鱼雷击中。虽然中雷同时，“定远”击毁了发射鱼雷的日本“第九号”鱼雷艇，但舰体进水过多，无法挽回，丁汝昌被迫下令将其驶往刘公岛东部浅滩搁浅，充作炮台使用。

1895年2月6日凌晨，日军5艘鱼雷艇进人威海湾，再度实施偷袭，击沉了北洋海军重伤尚未修复的“来远”号装甲巡洋舰，以及“威远”号练习舰、“宝筏”号辅助船。天色大明后，因为“定远”舰内的弹药库等重要设施都已被淹没，丁汝昌被迫下令放弃该舰。

1895年2月7日上午，见连日偷袭已使北洋海军主力舰只几乎消耗殆尽，日本联合舰队出动23艘军舰，在日军占领的南帮炮台炮火配合下，大举正面强攻威海湾。丁汝昌亲率“镇远”、“靖远”等军舰进行顽强抵御。乘战斗间隙，水手教习李赞元受丁汝昌委派，携带密信乘坐“利顺”轮船，由北洋海军鱼雷艇队护卫冲出威海湾，试图突围而出。未料鱼雷艇队护送信使的船只出口后，也随同向烟台方向逃跑，致使刘公岛上士气大落。

当晚，大批护军官兵齐聚海军公所门前，哀求丁汝昌给予生路。“雷艇既逃，军心更乱，纷纷直向丁统领求生路。统领恐军心有变，只得温言慰之，但告各军粮草已绝，炮弹垂尽，进无以战，退无以守。

同一天，山东巡抚李秉衡根据鱼雷艇逃散这一迹象上奏，称北洋海军已经覆灭。

1895年2月8日，军机大臣翁同龢见到李秉衡的奏折，“愤闷难言。”吏科给事中储成博当即上奏，要求“电饬李秉衡将丁汝昌密速在军前正法”。对李秉衡的奏报，李鸿章将信将疑，直至当天黄昏，英国印度支那轮船公司“益生”号商船达到烟台，称经过威海时见到刘公岛炮台仍然挂着龙旗，并未失守。

当晚7时，北洋海军部分军舰官兵上岸，8时，大批陆军离开炮台，连同岛上百姓“共近千人到海军公所门前，向丁汝昌求生路。在当时险恶的形势下，想要能够保全岛军民生命，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万般屈辱、难堪的投降。前几日面对着日方送来的劝降书，愤慨地称“汝等可杀我，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 的丁汝昌，根本无法接受“投降”这两个字。望着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丁汝昌心中无限感慨，作为一名传统军人，理所当然的天职是与敌战至船没人尽。但是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在当下的处境中，如果没有外援，刘公岛实难坚守，几千条人命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死前途此时都操握在这位颇受爱戴的水军提督手中。沉思半晌后，丁汝昌痛苦地许下诺言，如果等到1895年2月11日还没有援军到来，那时自会给大家一条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勉慰固守，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

1895年2月9日，元宵节。日军再度强攻威海湾，丁汝昌乘“靖远”率队作战。

上午，“靖远”被南帮炮台炮火击中下沉，丁汝昌落水后被救起，涕泪横流，叹息“天使我不获阵殁也” ！至此，北洋海军尚有机动力的主力军舰仅剩“平远”、“济远”、“广丙”三艘。当天下午，丁汝昌下令炸毁搁浅的“定远”。同一时刻，前天派出送密信的信使到达烟台。

“即刻水手教习李赞元来烟，称于十三日早七点钟，带‘利顺’小轮往开北口木筏门。时南口倭舰打仗，北口来倭船四只，开炮将‘利顺’锅炉打破，船沉，逃出五人，两点钟被英提督船救起。提督船于晚三点钟开来烟台，行至半路，折回威海。见‘镇远’各船尚在口内，刘公岛炮台皆尚在等语。惟望援眼穿，水陆数千人徒增血泪现派李赞元由水路送信，未知能到否。该弁称丁提督等受困’ 一言难尽，声泪倶下云……”

这天晚上，刘公岛上飘起雪花，“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身亡，实践身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

还是这个晚上，烟台道台刘含芳派出的密使夏景春，冒九死一生，来到了刘公岛上，带回了丁汝昌“如十六七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的告急信。

1895年2月10日，据时人回忆，丁汝昌望着威海陆地方向，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样。

1895年2月11日，白天日军再度发起强攻，丁汝昌督率众舰，击退日舰，击伤“大和”、“天龙”等舰。深夜，海军公所门前拥满了等待最后消息的军民。时间慢慢地到了子时，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他们已经被整个国家抛弃。午夜时分，近万军民哀求活命。丁汝昌眼噙血泪，面前的这些人是曾经威震东亚的中国海军，曾经和日寇在海上尘战5个小时，在外援断绝局面下坚守孤岛并未屈服，还有那些终日与这支军队相伴，为他和他的海军树立“威震海疆”德政碑的刘公岛绅民。在鱼死网不破的结局已经注定时，在大厦将倾、求生的本能压倒一切之时，丁汝昌再也无法，也不忍心来阻挡他们要求活着的愿望。偌大个刘公岛，仿佛是汪洋中正在下沉的一叶孤舟。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要重新面对1895年1月25日下午英国军舰“塞文”号转递来的日军劝降书：

“至清国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臣一已之罪，盖其墨守成规，不谙变通之所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掌握政权者，必须是文艺之士，文艺乃为显荣之惟一门路。时至今日，犹如千年之前！

“三十年前之日本帝国，经历怎样辛酸遭遇，如何免于垂危之灾难，度阁下之所熟知也。当此之时，帝国认真取消旧制，因时制宜，更张新政，此国能存立之惟一重要条件。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机不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大端观之，诚以微微小节，不足拘泥。仆于是乎以声震宇内日本武士的名誉，请阁下暂游日本，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际，切愿真正需要阁下报国时节到来，请阁下听纳友人诚实之一言。

“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墙，任夫贵国毅然执着陈旧治国之道，目睹任其陷于厄运而同归于尽耶？抑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耶？……佑亨顿首。”

当初收到劝降书时，丁汝昌曾不屑一顾，可残酷的形势迫使他此刻不得不重新捡拾起这份万般沉重的书信。

北洋海军军官卢毓英回忆，在这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刻，丁汝昌因身边的亲信僚属陈恩焘早年曾留学英国，遂回身问陈，西方国家海军处于如此境地时，会做如何处置？“盖以军火已磐，军粮已绝, 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兵败，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之意遂决。” 又根据北洋海军营务处候选道马复恒的汇报，当晚丁汝昌数次命令将“镇远”舰炸沉，但是已经无人执行他的命令，“水陆兵勇又以到期相求, 进退维谷，丁汝昌几次派人将镇远用雷击沉，众水手只顾哭求，无人动手。”

夜半孤灯下，丁汝昌在书写一封字字诛心的信件。

同样是在夜半孤灯下，信使夏景春从刘公岛带着丁汝昌的密信已经成功到达烟台，随即有关“定远”等舰失事的情况，以及这么多天来北洋海军、刘公岛守军战斗情形的消息立刻传至清政府中枢。然而望着十万火急的军情，清廷中枢中并无多少人真正在打算如何去援救这支军队，这些消息反而又成了清流派攻击李鸿章、淮系的大好把柄。文笔犀利的言官文廷式，正凭着满脑想像，在撰写一份弹劾北洋海军军官的奏折。

1895年2月14日下午2时，道员牛昶晒在海军军官程璧光陪同下登上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在舰上的军官会议室里签署了降约。画中手持文件而坐的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他对面低头的中国人是道员牛昶晒，左侧站立的北洋海军军官则是程璧光。

“……丁汝昌向来驻定远船，而定远被轰之时，乃适在镇远，其为先知预避，情节显然。自去岁以来，盈廷弹劾，严旨拿问，而李鸿章护庇益悍，卒至国家利器殉于凶人之手，此实人神所同愤，天地所不容。又刘步蟾性本壬，加之怯懦，素无一战之绩，朝廷误信北洋，委之重寄。今日之事，谁任其咎……李鸿章纵无求败之心^岂有御敌之用？皇上以天下为重，即不忍加诛，亦宜速为改移……”

在又书写了一份给老上司李鸿章的绝笔遗书后，丁汝昌需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他端起浸泡着鸦片的酒杯，一口饮下，满脸的凄楚。“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痛苦弥留至1895年2月12日，丁汝昌殉国而去，时年59岁。噩耗传开，刘公岛全岛如丧考妣。同一天夜间，刘公岛护军统领、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亦服毒自尽。

1895年2月14日，威海降约正式签署，北洋海军覆灭。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凄凄冷雨中，载着丁汝昌等人灵柩的“康济”舰汽笛长鸣，离开刘公岛铁码头，日本联合舰队各舰鸣炮致哀。“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一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那些信件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走际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一摘自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李鸿章十分赏识丁汝昌（他是一位和蔼、诚实的人，对于他的死，李鸿章十分悲伤。他赞扬丁提督值得尊敬的行为，说这位提督从暴力和属下官僚的背叛中解脱出来，其属下官吏尽管蛮横无礼，但却动摇不了他坚定的心。伊东佑亨上将也十分欣赏这位勇敢者，因此对这位不幸的对手予以高度的赞扬，并且让其尸体在合适的情况下运回烟台。”一摘自濮兰德，《李鸿章传》

“二月十七日，闻旧知清国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之报，我深感君之心中果决无私亦嘉从容，不误其死期，嗟叹数时，做芜诗慰其幽魂。

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

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

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

心血溅渤海，双美（武士道对武人的最高嘉许）照青史。

一一胜海舟

（资料来源：《沉没的甲午》作 者：陈悦）

千古艰难唯一死！丁汝昌之死堪称甲午战争史上最为悲壮苍凉的一幕。这位性情温和、任事勤勉的水军老将，自大战伊始就承受着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限于种种情由，一手扶持、带领的北洋海军难期振作，后路炮台一失，舰队更是身陷绝地。丁汝昌困守刘公岛，在内无弹药、外无援军的情况下，仍率领上下士卒先后击退日军十多次进攻。他宁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又不忍心让全岛军兵随自己赴死，在全然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他在深夜吞下鸦片，凄凉地死去。

 

灵柩葬地

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1959年冬季的一天，安徽省无为县乡间一处山坡地，锹稿声在荒野里显得格外刺耳，一群人费力地挖着什么。油着黑漆的棺木被从地下毫不留情地掘出、撬开，里面是一具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黑色敛衣的躯体，棺中除了一把拂麈，再没有其他陪葬品。很快相邻的棺木也被挖出，人们把这两具尸体身上值钱的东西掠去后，拖到一旁点火焚毁。棺木劈了，成为公社食堂的桌凳，其他值钱的东西卖了，为公社换来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这天被毁掉的是前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夫人魏氏的墓冢。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日本海军大尉子爵小笠原长生的演说

让我谈一谈战争的故事。但事已过去相当久远，在各种报章杂志上也有登载，而且出版了各种书籍，再多谈势必涉及军事秘密，颇为不当。因此，实在想不起谈势必涉及军事秘密，颇为不当。因此，实在想不起谈什么好。

人们常提到丁汝昌，据我所知，他和其他中国将帅略有不同，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但丁汝昌的事迹好像不大为人所知，因此，我想摘其大概谈一谈他的为人。 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对此，日本则以义而攻之，以义而受其降。这样，于敌于我皆表现出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我想这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刘公岛上的士兵也和其他中国士兵不同，虽说善于防御，但主要还是由于丁汝昌平素重义爱兵所致。在此，简略谈一谈丁汝昌的略传。 （中略） 丁汝昌遂投军为一士卒，时值日本嘉永年间。其后因立战功，由什长步步高升，直至副将，相当于日本大佐资格。其后，当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始终跟随李鸿章。明治十二、三年升为总兵，即相当于日本少将、舰队司令官、即补舰队统领。其后，明治十五年朝鲜之乱时，与袁世凯、马建忠等一起，布阵南大门前，于谈判之间，劝诱大院君，带归清国。其后明治二十年，他第一次率领舰队巡航日本沿海。回国时正值台湾乱起，遂以所率舰队，立即前往镇压台湾土匪。

由于立功而被提升为北洋舰队水师提督，时值明治二十六年。在此之前，即明治二十四年他再次率领“定远”、“镇远”等舰前来日本，在外国人以及日本人面前，显示中国海军真正拥有不亚于西洋各国海军的威力和训练。 但是战争开始时，不知丁汝昌等待什么，他终于抱着不出战的主意，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日本舰队可以自由运动，既可以到朝鲜各港，又可以到台湾。就是说，不必等待上级的命令，司令官可以直接而且自由地开动舰队。然而丁汝昌则不然，一切都得等待上级的命令，提督是不能随意出动舰队的。在此次战争中，除了自山东半岛成山角、威海卫至鸭绿江口之间而外，其他地区皆不得自由运动，因此，考虑莫如不遇见日本舰队。另外决心不和日本舰队相遇的理由则是，虽然自己军舰数量多，而吨位也比日本大，但日本人除了其舰队的威力外，另外还具有一种威力，即临战无畏的义勇精神，因此还是不与之相遇有利。如果不与其相遇，无论日本人如何勇敢，如何鲁莽，只要中国舰队集中在一起，无论怎样也不能把运输船护送到中国本土。如果一旦被打败，日本陆军就会不断地运进内地登陆。这样，由于中国陆军软弱，很快就会践踏本土。因此就制定一种计划，莫如拖长战争，越拖长日本士兵就越疲劳，经费就接不上，中国自然就可以制胜。

另外如所周知，中国朝廷有一种行贿作风，如果说得漂亮，即使谎言也采纳。据说有一次巡抚出访，回朝后对向他行贿的军队，作了特别的表扬汇报。但无论怎样纪律严明，如果将官不予行贿，归后就会被说坏话。后来这个巡抚来到丁汝昌那里，照样要求行贿，但丁汝昌素来是一位正人君子，他宛如向舰队发出指挥的口令一样，对巡抚进行了大声申斥。因此巡抚大为愤怒，说了丁汝昌许多谗言，为此丁汝昌一度被捕，处以死刑。但由于丁汝昌平素爱护部下，对人亲切，受雇的外国人不允，并且提出如果朝廷杀害丁汝昌，他们就一起离开。这样，好歹免除死罪，再次就任提督。然而由于一度发生此事，丁汝昌的威望下降，这也许是他困守威海卫最后悲伤而死的一个原因。 他于威海卫集中好兵力，把中国陆军成功地运到朝鲜之后，计划把在仁川等地的日本军舰击沉。结果相反，丰岛一战，“操江”被俘，“广乙”破损，“济远”舵机被打断，副舰长正在话筒传令，被炸得粉碎，舰长方伯谦躲到船底不敢出来，此人以后被斩。以后中国舰队困守威海卫，其间，日本舰队则一直侦察中国舰队的情况，即使当护送陆军从仁川登陆时，依然轮流地今天派“高千穗”，明天派“吉野”，后天派“秋津洲”毫不疏忽地进行侦察。与此相反，中国方面从来没有一次搜索过日本军舰。这大概是因为害怕没有像“吉野”那样速度快的军舰，如果被发现有被击沉的危险。但如果机智地做好侦察，则可完全无此担心。

为了获得日本军舰的消息，只好利用第三国军舰，即向俄国或英国的船只探询，但这只能知道日本舰队在何地而已。 到九月十三、四日前后，中国陆军于鸭绿江口登陆成功，这是由于北洋舰队从威海卫到大连湾，然后再从那里护送的。当陆军于鸭绿江登陆，完成护送目的后，正在返航途中，于海洋岛附近和日本舰队相遇，导致了战争。结果中国舰队大败，日本舰队获得了大胜。之后，中国舰队困守威海卫，从不再出。不久，旅顺口陷落。这期间，据说对方也有种种议论，如建议当日军于荣成湾登陆时，如果以鱼雷艇袭击，一定能成功。丁汝昌采纳了这个意见，但无人敢于承担这项任务，结果这个计划落空。 从那以后，丁汝昌最费心血的就是中国陆军不可靠。因为平时既未进行充分彻底的操练，而且几乎二三个月也不发给士兵一次津贴，士兵不肯效力。甚至有的士兵对其长官说，我不能为你而打仗。这样，丁汝昌担心如果日军攻来，全部炮台将被日军夺取，因此莫如由海军掌握为好。但交涉结果，陆军坚决不同意，只按照丁汝昌的意见，让把自己的武器弹药搬走。但同时又向上级报告，丁汝昌无理没收武器。因此，中国朝廷认为丁汝昌蛮横无理，并命令把武器返还。结果又把武器弹药从“镇远”运回炮台，为此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期间，日军仅以半天左右的战斗，便把炮台全部占领，只有鹿角嘴炮台被丁汝昌部下的一个士兵爆破炸毁。该士兵五十余岁，他到丁汝昌面前说，请让我一个人去把它炸毁。丁汝昌大喜并约定说：“你死后用我自己的功禄养育你的妻儿。”正当日军攻占炮台的瞬间，这位老年士兵手持线香，冲进火药库，和火药库一起粉身碎骨。其他炮台则全部被日军占领，结果形成了自己的炮台从四面八方轰击自己军舰的局面。 但敌军防守甚严，日军把二十余艘军舰编成五队，先派游击队，接着是本队，依次交替地从海上以海军猛烈攻击。与此同时，陆军又从炮台不断炮击，敌军四面八方受敌，而且不能轮换。最后一边放炮，一边打瞌睡。有时三十人集体就义，有时五十人集体就义，士兵越来越少。有人报告说，舰队中有人想要造反，因为迟早难免一死，莫如造反夺取军舰逃走。丁汝昌闻后向大家说：“炮弹并不是挑人打，不会因为你是士兵就打你，是提督就不打你。”他首先以身示范，自己站在日本炮弹打来的地方，以此来激励士兵。但是人员越来越少，剩下的人也都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于是丁汝昌向平素为他效力的外国人和周围的士兵说：“请给我点鸦片和葡萄酒。”然后从容就义。

据敌人报道，丁汝昌死后，他的投降书据说是别人写的。按照丁汝昌的想法，到最后不能再战时，先捣毁炮台，破坏军舰，然后投降。但丁汝昌死后有些西洋人说，如若那样，日本人脾气暴躁，不知会遭到什么样的虐待。因此，据说才写了丁汝昌的名字，送上投降书。有的西洋人对此非常愤慨，把这件事向报馆投稿，指出这实在是万不应该的做法，太可怜了。他既然是那样的铮铮勇士，到死后名字却受到如此玷污，丁汝昌决不会作那种投降。他是抱着炸毁全部军舰，破坏所有炮台，拼自己一死以挽救士兵生命的想法而进行殊死防御的。 丁汝昌对敌人也非常重义的，如所周知，二月五日晚，我鱼雷艇击沉了敌军旗舰“定远”号，当时丁汝昌正坐乘该舰，我鱼雷艇在离八百米的距离，不断遭到炮击，鱼雷艇的蒸汽机被击中，舵手全部战死。由于炮火越来越激烈，于是其他船员便把尸体扔掉，自己逃走。以后打捞尸体时，丁汝昌说：“这虽是敌人，但系忠义之士，应该以礼相葬。”因此特派海军士兵随同守卫，如果若是其他中国人，不知会对这些击沉“定远”号的最可恨的敌军士兵如何残忍对待。我想这些事实正是重义的做法。对敌人竭尽防御之策，危急关头身先士卒，最后从容就义。 如前所述，这实在是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这一点我是深信的。关于威海卫的故事虽然还有许多可讲，但因谈得太多了，先对丁汝昌的事迹暂且谈到这里，其他方面有机会再讲。 （《日清战史》第四卷，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

负面评价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百周年，中外古今，都不乏因一次战争的胜负而改变双方前途和命运的事例。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因胜利而更快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并使这个原来封建落后的太平洋岛国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清朝政府的失败则使得对中国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洋务运动破产，并使此后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更加曲折而艰难。今天，世界的形势和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忘却我们民族所受的耻辱与苦难。痛定思痛，我们更应该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的反思。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以往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和辞典都对其大加颂扬、说他作战勇敢，指挥镇定，最后“严辞拒绝”敌人的诱降，（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坚持不屈”服毒自杀，（《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还有一些作者将丁收入“历代名将”、“历代爱国将领”一类辞典。然而、据我们广泛地查核资料，考证史实，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免误导我们的后代，我们认为有必要还丁汝昌以本来面目。

（一）从个人履历来看，丁汝昌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并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家的

据史载，丁汝昌1836年出生于安徽庐江北乡石嘴头村，14岁时，父母在荒旱中双双饿病而死。1853年，走投无路的丁汝昌参加了太平军，驻安庆。1861年随程学启叛反，编入湘军，为哨官，授千总。1862年被拨入淮军刘铭传所部，不久升营官，领马队。后在作战中先后担任了马队的参将、副将。1868年，因对捻军作战有功，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4年，朝廷“裁兵节饷”，丁汝昌被置于“闲散”之列，便致书抗议。刘铭传拟“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逃到巢县汪郎中村，隐居赋闲，僻居乡间数年。1877年，蒙光绪召见，奉旨发往甘肃差遣。不久，又因“回籍措资，伤病复发，呈清咨部展限”，仍回故里。1879年，面谒李鸿章，留北洋水师差遣。1880年，去英国购置超勇、杨威两艘快船。1883年，授天津镇总兵，赏黄袍马褂。1888年，授北洋海军提督。

从上述史料记载看，丁汝昌发迹的历史并不光彩，他有奶便是娘，始则参加农民起义军，终则弃之，见风驶舵，卖主求荣。而一般教科书、论著和辞典对此均只字不提，使人们对丁汝昌无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二）丁汝昌经营北洋舰队，既无其才，又无其德，由此大大影响了北洋舰队的素质，埋下了甲午海战失败的祸根

北洋舰队在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舰队之一，丁汝昌作为北洋海军提督，全军的统帅，对这支舰队的兴衰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却有负众望，并没有把这支舰队经营好。一些学者却为其开脱罪责，认为这是“因军官多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人，他以淮军陆将孤寄其上，威令难行，操练松弛”。（《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事实并非如此。丁汝昌之所以担任北洋海军提督，完全是李鸿章想将北洋舰队据为已有，推行“任人唯亲”路线的结果。1879年，丁汝昌到天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任人唯亲’。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本来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在李鸿章看来，丁汝昌既是淮系，又“经大敌”……因而统率全军重任只能落到丁汝昌身上”。（苑书义著《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215页。）所以李在1879年就力荐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并在1888年授他海军提督之职。其实，丁汝昌虽有陆战经验，但对海战却茫然无知，这种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首先就铸下了大错。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如果他努力学习、发奋图强，加强对士兵的操练，仅仅缺少治理海军的经验和才干，还是可以弥补的，可惜的是他还缺少作为将帅的“德”，具体表现有五：一是生活腐败。据载：丁汝昌“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二是不善处理与下级军官的关系。当时，“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他上任不仅没有形成凝聚力，反使上下关系十分紧张。三是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和操练，军纪松弛。丁汝昌自己生活放荡，对士兵则不问不管，很少操练，甚至还放纵士兵赌博嫖娼。据《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记载：“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6月版。305页）四是不关心军舰设备的保养和维修。人们发现，“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不仅如此，些舰只还不务正业，早在1891年就出现了“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的报道，1892年又传出了“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的披露。军用船舰不停地从事商业运输，必然影响军事训练，削弱战斗力，同时也使机器保养甚差，设备损坏严重。五是弄虚作假，哄骗上级。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丁汝昌由此更受到李鸿章的器重。

是这样一个统帅。是这样一支部队，我们能指望它在日后艰苦的战争中战胜敌人吗？

（三）在甲午战争中，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

以往某些学者一谈到黄海海战的失利，都笼统地归结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一谈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就归结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舰。我们认为，这种推论虽然省事，但却肤浅。同是清朝官员，冯子材、刘铭传不是打败了比中国武装先进数倍的法国侵略者，左宗棠不是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辉煌胜利吗？而丁汝昌为什么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北洋舰队打败武装略胜于我们的日本联合舰队呢？笔者认为，从当时的历史事实考察，这次失败与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有直接的关系。

1894年7月，朝鲜形势吃紧，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要丁汝昌为支援叶志超的运兵船护航。丁汝昌若真想出海杀敌，就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率舰出击。据后来计算，当时出海可以及时赶上在丰岛与日舰力战的广乙号等运兵舰船，并可趁势打击日军联合舰队的锐气，力创日本主力舰只。可是丁汝昌胆怯畏敌，回电道：“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拚，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实际牙山在牙山湾东端，并非丁汝昌所说汉江内口。丁对牙山的方向尚不清楚，舰船航行到牙山的航时计算不清，因而白白放过了一次围歼日海军第一游击队的机会，使运兵等舰遭到日舰优势力量的袭击。损失了广乙号等几艘船只，700余人全部殉难。光绪帝对其行为十分不满，就特意在8月3日下召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到8月中旬李鸿章也多次电示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并责令“此正海军将士拚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日舰），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载《甲午中日战争》（上）81页）可见当时李鸿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只会极力保船，不求战机。他看到了中日战争的关键所在一制海权。而早在8月5日，日参谋总长向天皇提出的作战计划中也是把日海军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决战的胜负视为整个日军侵朝的关键。这也与李鸿章所见相同。

1894年至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的广大官兵是英勇抗敌的，像邓世昌等人的英勇表现被人民永远记在心中。在他们顽强、不屈地努力下重创了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等五舰，击毙击伤约300余名日军官兵。并迫使日舰主动撤逃。但北洋舰队也蒙受了极大损失。这次战役的失利，丁汝昌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一场遭遇战，也就不存在李鸿章对他所有的种种约束的说法。由于在一开始就没有排列出于我有利的阵法，发挥我舰巨大、舰炮口径大的优势，弥补我舰老龄化，航速不快的缺点。加之丁汝昌从未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战术编队操练，于是在遭遇战一开始就指挥混乱，丁汝昌与其他官员意见分歧，只好在慌忙中以夹缝雁行阵法去迎击日舰的单纵阵，我们的优势不仅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反而处处受到制约，各舰只能独自为战。而日舰阵法早就是以北洋舰队为对手进行了几次模拟演战研究出来的，所以显得机动灵活，得心应手。此外，丁汝昌还没有把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这四艘高速舰只另外编组，形成单独的游击支队。而是与其他舰船混在一起，不能充分发挥出巡洋舰的机动灵活的攻击作用。以上的种种失职和失误，使得我们损失了5艘战舰。

此役之后，北洋海军已不能独立成军，但被日军畏怕甚过虎豹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尚存。如果重整旗鼓，抓住战机，仍有可能挽回战局。可是丁汝昌再不敢出洋巡逻作战，只把舰只龟伏在港内。9月末，光绪又一次谕令李鸿章派海军出击。10月中旬，李鸿章多次电令丁汝昌率定、镇等“出巡威湾旅一带”并质问丁汝昌：“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8第4页）10月17日至27日，日军开始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进逼金州，旅顺。丁汝昌不听李鸿章提出率舰往旅湾游弋袭击日军运兵船的电令，而是率舰在威海卫与旅顺来回游弋。这样就给前方造成极大的压力。11月12日，日军进攻旅顺，丁汝昌奉命率6舰“赴旅顺口探巡”，但他只是把战舰停在旅顺口外观望了9个多钟头，对守备将士未作出任何援助就弃旅顺而去，令广大守城士兵心寒，结果旅顺很快失守。

11月16日朝廷震怒，下谕革去丁汝昌职务，还欲逮到京城问罪，1895年1月22日，日军开始了围歼北洋舰队的第一步，在山东登陆，攻克荣成，此时威海卫军港中的战舰已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1月23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位烟台。（《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3页）这本是当时一个较好的作战方案，但丁汝昌不愿与封锁洋面的日舰正面交锋，却以“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4页）加以推诿。2月17日，李鸿章再次电令丁汝昌“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20第12页）但丁汝昌还是不听指挥，只等待陆军救援。当威海卫炮台被日军占领后，北洋舰队就成了日军的瓮中之鳖，丁汝昌见事无转机，乃与马裕禄面商，向日军发出“和谈”函告。从而使中国多年惨淡经营起的第一支当时尚属世界前列的舰队全军覆灭。

从上述战争发展过程的情况可知，丁汝昌既无指挥海军从事海上作战的军事才能，又无克敌制胜的胆略和勇气。因而他始终采取的是多方避战的策略，畏敌不敢出击；偶而遭遇敌人则又指挥无方；加上他不听正确的电谕和意见，贻误战机，终使北洋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可以说，丁汝昌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罪魁祸首。

（四）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际，丁汝昌派人与日军“和谈”，实际上是谈判投降的条件；而他服毒自杀，则是为了使其家属免遭诛罚，根本谈不上“坚持不屈”，“以死报国”。

以往一些教科书和辞书，将丁汝昌戴上“爱国将领”和“历代名将”的桂冠，还依据这么两个“事实”：其一，当北洋舰队处于危急时，舰上的英美军官策动部下“胁迫丁汝昌投降”，遭丁汝昌“严词拒绝”。（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其二，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后，“为保存民族气节”，便只好“自杀殉国”，（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其部下与英美军官“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把北洋舰队拱手交给了日本。

上述说法把丁汝昌装扮成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拳拳爱国的英雄。然而历史真相却并非如此。据考证，丁汝昌死于北洋舰队投降之后。北洋舰队的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说“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而是出于丁汝昌亲裁。且服毒时间也不是投降前夕（十八日晚），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十九日黎明前）。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故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严词拒降”和别人假其名作降书之类的事实。此外，由于当时丁汝昌正被朝廷“革职留任”，又与日军商谈投降，自知罪责重大，只能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所以，根本谈不上“为保存民族气节”而“以死报国”。正象爱国诗人黄遵宪在《降将军歌》中所指斥他的那样“已降复死死为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册卷八）

但对于已降复死一说，也有不同观点。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投降，那么这个人必定是求生，而不会再喝下毒药，做出降而复死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