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纳粹军队的战争罪行不是我的写作重点，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既无秘密可言，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德国[DeGuo]之所以能在战后重新为国际社会接纳，直面历史悔过自新是其关键所在。我要调查并展现给中国读者更多的是前党卫军[WeiJun]士兵[ShiBing]的个体经历和感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参加过“二战”的德国[DeGuo]军人在战后分为两类，一类被纳入常规军人的范畴，用一句“为国尽职别无选择”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而另一类则被纳入“责任承担者”范畴，党卫军[WeiJun]就属于后者。“自愿加入”的原则使党卫军[WeiJun]成员无法用“被驱使”来解释他们的参战立场。而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党卫军[WeiJun]做出的“犯罪组织”的结论也明确定位了这些士兵[ShiBing]在“二战”中的身份：犯罪组织的成员。在这种压力之下，前党卫军[WeiJun]士兵[ShiBing]通常不愿接受采访，特别是外国人的采访。东德地区的老兵艾卡特就说过：对历史上的一个[YiGe]引人瞩目的特殊群体，后来人很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认识，表现在党卫军[WeiJun]就是“妖魔化”。为了穿透“妖魔化”的定势认识，我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发现了一些原党卫军[WeiJun]士兵[ShiBing]战争回忆的史料，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支“特殊军队”的一些个体对这一段历史的感悟：

　　莱夫勒：

　　我成长在一个[YiGe]工人家庭，父亲是瓷器行的师傅。我14岁开始学木匠活儿，学徒3年。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DeGuo]经济萧条时期，我也被卷入失业大军，那是20年代末。为了谋生糊口，我曾经在军队的练兵场打短工，也在做玩具娃娃的工厂干过。我在1933年加入了党卫队[WeiDui]，因为我反对左派的行径，尽管我年轻时曾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在办理加入党卫队[WeiDui]的手续时我交待了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党卫队[WeiDui]的人对我说：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什么。加入这支队伍必须要出示家谱，身高必须超过米，必须是雅利安人种。党卫队[WeiDui]成员允许结婚，但必须递交申请接受审查。这些对我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雅利安血统。结婚的时候，我是穿着党卫队[WeiDui]制服进入教堂的，外面站着50多个党卫队[WeiDui]队员等候我出来，他们不能进去。我弟弟加入的是冲锋队，不久就发生了党卫队[WeiDui]奉命取缔冲锋队的事，我们[WoMen]兄弟成了对头。我们[WoMen]必须服从，不能反对长官，不允许怯阵也不存在怯阵，谁在战场上胆怯，他就失去了他的名誉，还要被送到惩罚连去受罚。在党卫军[WeiJun]中我获得的最好感觉就是集体精神，这里没有医生、工人、教师的职业差别，大家是一个[YiGe]整体，人人互相帮助。很多人说，党卫军[WeiJun]中没有人当俘虏，这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党卫军[WeiJun]中确实没有人愿意被俘，所以我们[WoMen]总是战斗到最后。我们[WoMen]的对手都知道，和党卫军[WeiJun]作战没有一次不是在啃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