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里克：

“二战”时，我在党卫军[WeiJun]的维金师。这个师的大多数人是外国人。德国[DeGuo]人在招募党卫军[WeiJun]士兵[ShiBing]时很会宣传，叫做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说这都是为了建设一个[YiGe]新欧洲。我是荷兰人，在荷兰，教会也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害以及来自东方的威胁。在面临新的欧洲如何组成这一点上，我们[WoMen]不应旁观，我们[WoMen]希望新的欧洲能处于一个[YiGe]最能干的国家的领导之下，这就是德国[DeGuo]。我父亲常在德国[DeGuo]做生意，这使他非常倾心于德国[DeGuo]。当时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人都对新生的德国[DeGuo]感到振奋。党卫军[WeiJun]在招募新兵的宣传中告诉我们[WoMen]：你们的行为不会和自己祖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加入党卫军[WeiJun]和保卫自己的祖国是一致的。战争结束后，我无法回国了，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在荷兰发生的一切事情，知道干过党卫军[WeiJun]的人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因为输掉了战争，党卫军[WeiJun]成为了替罪羊。

巴曼：

我在17岁生日的两个星期后进入了在德累斯顿的党卫军[WeiJun]营房。自愿参军可以选择兵种，我选择了我最喜欢的骑兵，被分到第37党卫军[WeiJun]骑兵师。从一开始，我们[WoMen]就和很多外国人一起相处。我们[WoMen]虽然有语言障碍，但是基本上能够互相理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支“欧洲军队”，大家是在为欧洲打仗。我们[WoMen]认定这场战争必须要打胜，这关系到欧洲的存亡。

我们[WoMen]一直被告知，俄国人在他们经过的村庄里都对老百姓做了些什么。在战争后期，这种宣传的效果使得党卫军[WeiJun]拼死抵挡俄国人以及等待美国人占领德国[DeGuo]。

1944年6月在法国奥拉多苏尔发生大屠杀时，我在村外。等我进村时，扫射已经结束。我们[WoMen]把剩下的一群妇女和儿童都赶进了一座教堂，然后我们[WoMen]奉命往教堂里运送炸弹和燃料，然后我们[WoMen]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听到了教堂里的爆炸巨响。事后我们[WoMen]重返教堂去掩埋尸体。时隔不久，我们[WoMen]就被派到了诺曼底。

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军事法庭追究了这次罪行，清算了几个下级军官，我也被判刑了，一直被关押到1955年才释放出狱。我不认为自己是委屈的，我所在的部队做下了这样的事，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据统计，“二战”有31万党卫军[WeiJun]战死，没有人去公开纪念这个死者群体，后代也羞于提起这些已故的先人，人们甚至难以接受对他们墓地的安排。1985年5月5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访问联邦德国[DeGuo]时在总理科尔的陪同下参观了在比特堡(Bitburg)的“二战”德国[DeGuo]士兵[ShiBing]公墓，在这个公墓中也埋葬着希姆莱的党卫军[WeiJun]士兵[ShiBing]。里根为表示美、德两国的修好而把战死的党卫军[WeiJun]士兵[ShiBing]也视为纳粹统治的牺牲品，并把他们等同于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死难者。里根此举在德国[DeGuo]、美国和以色列的舆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强烈的抗议浪潮从各个方面接踵而至，一时被视作是重大政治丑闻。

战后，活下来的很多原党卫军[WeiJun]士兵[ShiBing]遇到了回归社会的问题。原国防军军人不屑与他们为伍，他们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党卫军[WeiJun]则是纳粹的追随者；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则把党卫军[WeiJun]视为集体犯罪者。德国[DeGuo]人在申请移民甚至出境旅游时都经常要申明自己有没有干过党卫军[WeiJun]。为了避免精神上的“边缘化”，一些原党卫军[WeiJun]士兵[ShiBing]组成了互助会，加强互助和沟通，争取正常的公民权益。在冷战期间，这个协会曾利用西方国家的恐苏心理，试图让德国[DeGuo]舆论给党卫军[WeiJun]以一定的积极评价，例如把党卫军[WeiJun]说成是西欧组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合军队的样板。但结果是无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