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试验区

　　

　　贵州毕节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三者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之路：

 

　　如果非要在时间上给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发展找个分水岭，1988年6月9日就是。这一天，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积极倡导下和多方努力下，毕节试验区正式成立。从此，毕节地区走上了一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三者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之路。

 

　　毕节试验区报道之一：开发扶贫篇

 

　　走出贫困

 

　　纵横交错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两旁是林立的高楼：气势宏大的汽车总站、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和大商场，身着时装的人们在街边快行……毕节地区这些年发展得很快，记者早有耳闻，可真是亲见，还是很吃惊，与1988年常近时(毕节试验区顾问组常务副组长)笔下的“县城主要只有一条街区，毕节一中的教学楼成为街区一景”的毕节县城相比，可谓沧桑巨变。

 

　　时光倒回至20多年前，由于自然和地理条件(喀斯特溶岩山区)所限和其他一些因素，毕节地区相当贫穷落后：城市破破烂烂，所辖8个县(区)的县城几乎都没有一幢像样的楼房;广大农村更是贫穷，很多农民住在茅草屋里，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常近时在他的回忆这样撰文，“茅草屋只有门没有窗，家中既无炕也无床，……发青的土豆为食……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村里，穿着破衣烂衫，成群结队，像看星外来客一样看着我们这些坐汽车从外地来村里访问的外来人。”1985年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毕节地区赫章县海雀村采访后写到：“苗族老大娘王朝珍，衣衫破烂掩不住胸肚，一见有人来，赶忙双手屈抱胸前，羞愧地低下了头”。“瘦得只剩下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年缺三个月的盐，全家四口人只有三只碗。”有资料表明，当时毕节全区有人口576万，其中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345万，其中农民为312.2万;全区人均可支配收入679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有182元，产粮只有203公斤。

 

　　当时，贫困成为笼罩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摆脱贫困成为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迫切愿望。

 

　　试验区成立迎来转机

 

　　1988年4月，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战略构想，提出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并代表贵州省、省政府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在北京进行座谈，介绍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得到了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1988年6月9日，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正式成立。从此，毕节试验区就开始了20多年漫漫的试验路。成立这个试验区，胡锦涛同志有更深远的考量，他设想在贵州贫困地区的典型毕节做试验，“能够逐步探索出一条贫困山区开发扶贫、建设的新路子，由此探索更大的、乃至贵州发展的大方向。”

 

　　利用政策优势，获取多方支持

 

　　1988年6月9日国务院下达的正式批复同意贵州省《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请求》明确指出，“请求中央帮助解决的具体问题，由贵州省同国家有关部门具体商定。”

 

　　试验区首先想到是需要智力支持。在民主党中央、全国工商联的支持下，试验区组建了一个长期关注试验区、帮助实施规划的顾问组。这个顾问组在试验区成立后不久，也正式组建完成。第一届顾问组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担任组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任常近时任常务副组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继珂任副组长，还包括有来自农业、工程、水利、建筑和金融领域等共10位专家。一个试验区有自己智囊团并不奇怪，但毕节试验区能够拥有这么阵容强大的智囊团还是让旁人羡慕的。因为水平高、能力强，顾问组制定的多项规划，都能因地制宜，又有长远考虑，加上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规划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据统计，顾问组先后组织了206批考察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发展战略、开展项目建设、进行产业规划，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在物资和资金方面也是着力帮扶。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与8个县建起了定点支边扶贫制度。20多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直接投入资金1.21亿元，协调引进资金和捐赠物资折款超过4亿元，联系重大项目68个，涉及资金300多亿元。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安排，从1996年8月，深圳市开始对毕节地区进行对口帮扶。13年以来，毕节地区从深圳共获得各类资金和物资2.63亿元。

 

　　国家农业部、科技部、人口计生委、水利部等部委，通过项目支持、派出得力干部长期挂职蹲点、帮助创建示范点和捐赠物资等方式对毕节进行帮扶。2007年5月，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对毕节考察后，将毕节试验区确定为他的工作联系点。农业部也在原有基础上，增强了对毕节地区的支持和帮扶力度。农业部在农村沼气、动物防疫、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等方面给予了更多财政支农资金支持。2007年，农业部还派出两名得力干部到毕节地区挂职。

 

　　重点突破制约发展瓶颈

 

　　毕节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旅游资源，大量的农特产品，但一直因为没有便捷交通，开发不了也运不出去，很多群众只能守着“金山”过穷日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试验区把加强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扶贫的重要突破口。

 

　　说起当初的道路难行，毕节地区农业局干部陈伟告诉记者，从贵阳至毕节县城只有一条油路(按照公路分级来看，顶多算3级公路)，200公里的路，开车要一天。农村更是路险且远，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从山里走到县城往往需要一天。所以，住在山中的农民非不得已绝不走出大山，很多人半年也不会到县城一趟。“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再好的资源、再好的产品，也运不出去、换不来钱。靠农民的一背篓一背篓地背出去卖，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才能脱贫?”常近时告诉记者。

 

　　“要想富，先修路”在这里换成“要脱贫，先修路”似乎更为合适。农业部挂职干部、毕节地区副专员苑荣说，“做好乡村交通道路建设是在打通资源与市场通道。”目前，经过多方努力，毕节已建成以贵毕高等级公路、大纳公路和内昆铁路(威宁段)、黄织铁道为主的项目，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6万公里，是1987年的2.6倍，年均增加1489.3公里，农村交通条件也大为改善，目前99%的乡和96.1%村通了公路(碎石路)。黔西县林泉镇海子村村民曾强书告诉记者，“水泥路已经通到门口，现在去城里很方便。20分钟走到镇里，再坐车个把小时就能到县城。”

 

　　以项目带动整村推进

 

　　项目带动开发是毕节试验区扶贫中主要做法。除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由政府立项定项外，毕节试验区也在充分发挥农民积极主动性，让他们民主地参与当地的发展项目选择。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说：“2000年后，我们将扶贫重点放在入村入户增加农民收入上，我们要规划一些发展项目，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于是我们请村民投票，选择了6个他们急需的项目，结果农民参与的积极性相当高，项目实施效果也很好。”

 

　　试验区获得的物资和项目资金很多，但有时目标很分散，不容易形成合力，影响整体效果。为了提高财政资金综合效益，毕节在整村推进中敢于创新，实施项目、资源和资金整合。毕节试验区各县(市)以贵州省给予的每个整村推进村20～25万元财政扶贫资金项目投资作为引子，以改善贫困农户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中心，以“六改三建”(即改水、改电、改路、改厨、改厕、改灶和建房、建园、建栏)为载体，整合各类支农资金，大力抓好各项工程的建设。据初步统计，通过整合，全区每个实施整村推进村平均投入资金达70万元以上。

 

　　自2007年10月起实行，织金县三甲乡佳夸村以“危房改造，道路建设，土地整治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整村推进项目，共整合资金298万元，其中深圳对口帮扶项目一个，资金2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60万元，当地交通局项目资金38万元。该项目已于去年5月份执行完成。如今这里村容整洁，水泥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口，原来茅草屋都变成了砖屋，有的农户还用上了沼气，经过整理平整后200多亩地也统一种上了葡萄，村民们都有了自己小产业。64岁的穿青族老人周发远告诉记者，“我家砖房修好了，泥土路变水泥路了，统一种的葡萄今年也能收获了。”

 

　　据悉，像佳夸村这样通过整合资源、实施整村推进取得不错效果的村还有很多，如毕节市大河乡双桥村、大方县羊场镇桶井村、黔西县太来乡芭蕉村、纳雍县维新镇红星村、赫章县威奢乡渔塘村等。纳雍县维新镇红星村还被国务院扶贫办命名为“全国整村推进先进村”。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汪三贵教授表示，“整村推进是开发扶贫中常见做法，而把分散的项目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开发，更易产生效果。这好比是握紧拳头打出去，这样才有力。”

 

　　促进产业化，增强造血功能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化，让村或乡能形成有自己特色或可依赖的主导产业，是毕节地区开发扶贫，实现由“输血”到“造血”重要手段。

 

　　为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毕节地委、行署加强了规划，先后出台《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实施五个100亿元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积极发展“两烟”产业、劳务经济、生态畜牧业、马铃薯产业和特色农业，在地、县设立农业产业化专项基金，切实加快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

 

　　农业局局长黄光江告诉记者，近年来，毕节地区围绕“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做强做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目前毕节地区马铃薯的种植470.02万亩、蔬菜的种植242.86万亩，总产量达到1016.23万吨，产值达76.06亿元。马铃薯精粉远销日本、加拿大等国，南方马铃薯基地初具雏形。

 

　　在推进产业化过程，当地“滚动发展”模式增加了自身“造血”功能。黔西县太来乡芭蕉村70岁的老汉何荣华去年养猪发了财，刚建了新房，即将出售的鸡群估计会带来上万元的纯收入。两年前，县畜牧局资助他2500元钱、17头猪崽，与何老汉签订协议，猪繁殖后给畜牧局8头猪崽，其余全归何老汉。何老汉一年后卖了11头肥猪赚了上万元。畜牧局把这8头猪崽给了村里别的贫困户用于滚动发展。两年里，畜牧局用这个办法帮助村里50多个贫困户饲养生猪，最多一户发展到饲养生猪20多头。芭蕉村现在全村人均收入由20年前的不到200元增加到2800多元。在毕节挂职的农业部干部、黔西县副县长缪建明深有感触，“注重‘造血’功能的培育，是贫困地区群众能够摆脱贫困，实现良性长久发展的根本之策。”

 

　　辛苦换得花满枝

 

　　20多年转瞬即逝，在这套“整合资源解决突出问题、注重培育造血功能”的开发扶贫机制，毕节试验区的开发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突破，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全区生产总值达335.45亿元，是1987年17.8亿元的18.86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10.5%;财政总收入已达69.58亿元，是1987年1.96亿元的35.5倍，年均增长18.16%。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1987年至2007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97元增加到10197元，年均递增14.4%，比全省高出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82元增加到2458元，年均递增13.4%，比全省高2.2个百分点;人均粮食产量从203公斤提高到351公斤，年均增长2.78%，比全省高56公斤;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由1987年的345万人锐减到49.89万人，年均递减14.75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87年的65.5%下降为735%，年均下降3.35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生产条件明显改善。至2007年，毕节区对居住在基本不具备生存条件地方的7415户极贫户3.08万人实施了搬迁;新建、改建农村困难户住房3.19万户;共建成基本农田170多万亩，农业人均基本农田由0.20亩上升到0.36亩;通电村数为3591个，覆盖面达99.6%;本地固定电话用户达53.95万户，是1987年O.63万户的86.16倍，年均增加2.67万户;通电话的村数为2671个，覆盖面达74.1%，比1987年的18.9%提高了55.2个百分点;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92.78万千瓦，是1987年25.52万千瓦的7.55倍。

 

　　试验区20多年来发展的累累硕果，令人感到振奋。不过让记者由衷地感到敬佩的是：毕节试验区的这种开发扶贫、经济发展并没有“牺牲环境、破坏生态”，恰恰相反，与20多年相比，山更清了，水更绿了。

 

　　毕节试验区报道之二：生态建设篇

 

　　向石漠化宣战

 

　　乘车从贵阳赶往毕节，当驱车行进在贵毕公路上时，窗外山峦沟壑间，一片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从记者眼前闪过。

 

　　同车的人告诉记者，几年前走这条公路，沿线是地形破碎、植被稀疏的水土流失重灾区，看不到这满眼的青山绿水。从2001年开始，毕节试验区在贵(阳)毕(节)高等级公路沿线5公里范围内实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78.40平方公里。而在建设者的规划里，他们早已不满足于“一路绿色到贵阳”的简单目标，随着贵毕公路水土保持建设大示范区项目的顺利实施，在规划蓝图中，过不了多久，这条公路的沿线将呈现给人们春光烂漫、夏花如海、秋叶静美、松柏傲雪的四季景观。

 

　　这只是20年来毕节试验区生态建设大跨越的一个缩影。

 

　　从“种一坡收一筐”到“绿色银行”，一笔不吃亏的明白账

 

　　48岁的聂祥仲是毕节市梨树镇保河村村民，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自家的地头上给梨树追肥。“地越种越贫，人越过越穷。”聂祥仲回忆说，以前为了多打粮食，村民开荒垦植，庄稼从山脚种到了山顶。结果，没过几年，水土都流失了，地里庄稼不长，石头“疯长”。他说：“那时一亩玉米也就产一两百斤，种一坡，收一筐。”

 

　　在毕节，“种一坡，收一筐”的远不止保和村。人多地少，林粮争地矛盾突出。1988年的统计显示，全区62.69%面积发生水土流失，相当于年流失30多万亩耕地的活土层。毕节，成为贵州最贫困的地区。

 

　　“现在这3亩黄花梨就是我的‘绿色银行’。”聂祥仲说，“1996年县里水保部门出树苗，我拿出家里的半亩地试种黄花梨树，加上山腰配套修了水利工程，蓄满了水，山顶树木已成林。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这样一来，没想到第3年就收入1000多元，如今3亩地全种上了黄花梨，从‘绿色银行’里的‘生态存折’，每年都能兑换1万多块钱。”在毕节地区，像聂祥仲这样拥有“生态存折”的农民正逐渐增多。在聂祥仲的示范下，2001年起，村里乡亲开始大规模种植梨树。如今，全村380户共种植梨树1000多亩,去年产梨400多万斤，收入几百万元。经过20年坚持不懈的投入，毕节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6.04%，实现了“土不下山，水不乱流”。“发展不能再破坏生态”、“保住宝贵的水土资源”渐渐成了共识。有很多像保河村这样条件恶劣的地方，将生态建设与开发扶贫结合起来，变索取为涵养，变破坏为建设，发展产业，走上脱贫致富新路。

 

　　从“林粮争地”到“五子登科”，生态、经济效率双赢

 

　　20年前，毕节市清水铺镇有个南关村，这个赤水河边人多地少的村落因过度开垦，造成水土流失、生态脆弱、百姓贫困，“南关”年年遇“难关”。1988年，当“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全面展开之后，南关村群众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结合当地的水热资源条件，通过经果林种植，既涵养了水土，又培育了新的产业。如今，昔日“难关”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新景点。春季花开，秋季果熟，游客纷至沓来，采摘新鲜水果，品尝农家小菜。村民们在开发中发展、在发展中脱贫。曾经断粮闹荒的农民群众，现在人均年纯收入达两三千元，极贫村逐渐摆脱了贫困，南关村也在2004年与邻近的沙地村合并，改名为“橙满园”村。

 

　　村支书张安福告诉记者，毕节试验区成立后，依托当地良好气候条件和历来种植果树的习惯，省、地区派来技术专家，经过考察和反复试验，确定在当地发展水果种植产业。现在全村有7000多亩果树和早熟蔬菜等，“橙满园”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水果基地。而且这些年大力发展经果林，不再有泥沙入河，赤水河变清了，河床下落3米多，河上一座近百年的老桥，多年被土埋沙壅的桥墩重新探出头来。

 

　　从“难关村”到“橙满园”，不仅让农民实现了富裕的梦想，而且也带来了鸟语花香的生活环境。曾经水土流失严重的大山重新披上绿装，曾经的极贫村奔向了小康，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如今，在毕节地区采访，从官员到农民，新版“五子登科”几乎都能脱口而出：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搞坡改梯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铺毯子、山下发展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约经营收谷子，以前那种林粮争地得局面一去不复返。

 

　　20年来，试验区在生态建设中，始终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通过经济开发加快生态建设，实现生态建设与绿色产业开发和扶贫的有机结合，将生态工程同时建设成为富民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使广大农民成为生态建设最自觉、最忠诚的拥护者。

 

　　从“对抗”到“和谐”，青山绿水金不换

 

　　看到了生态效应带来的经济效应，毕节人的生态建设信心更强了。生态环境治理思路从“对抗”向“和谐”转变，进入新世纪后，生态建设力度逐渐加大。2000年以来，毕节地区继续大力开展生态建设，狠抓环境保护工作。对超过25度的陡坡地，逐年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对大量的坡耕地，在坡改梯的基础上大抓“两毯”(绿肥、地膜)工程;对“四荒”等非耕地资源，通过拍卖、集资开发等措施，激发经营者治山养山，进而靠山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对水土流失严重的小流域，采用以工代赈等手段，构建可再生资源的良性循环系统;对新造林地、疏林地，合理种植经果林和适生经济作物，做到以短养中、以中保长。记者在毕节地区黔西县看到，该县通过小流域治理，改变了当地生态环境，如对驮煤河小流域综合治理便是成功的范例。水利部门科技人员指导当地农户采取配套排洪沟、蓄水池和田间便道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进行坡改梯工程。经过10多年建设，这里的环境得到根本改观。不仅建立了生态科技示范园和苗圃基地，而且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场所。

 

　　大方县羊场镇穿岩村位于贵阳至毕节公路旁边，原来垦殖率高带来水土流失严重。每逢雨季，随时会有泥石流。2000年，穿岩村成为贵州首批退耕还林试点，全村退耕还林3245亩，当年种下的柳杉已有碗口粗。村民还在林间种草和种药材，发展畜牧业和药材业。生态的恢复还引来了县城及附近的游客，村民们又发展了小豆腐加工，搞起了“农家乐”，人均收入比退耕还林前增长了近一倍。

 

　　织金县则大力发展以绿肥为基础的农村循环经济。农民冬闲时种植绿肥，制成草粉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带动了沼气建设，沼气可以解决农村照明和能源问题。农民省了电费，减少了砍柴量，保护了森林资源。种绿肥同时能增加土地肥效，减少化肥使用量。这样农民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减少了开支。织金县连续4年种植绿肥30多亩，折算下来，每年可少砍伐薪炭林3万立方米，节约电费360万元。干部群众高兴地称绿肥工程为“给农民票子，还大地‘被子’。”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正是坚持了这样的理念，毕节试验区才得以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工业项目大量增加、资源能源消耗成倍增长、污染物产生量直线上升的情况下，使全区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毕节试验区报道之三：人口控制篇

 

　　不再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由于毕节试验区地处边远贫困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群众传统婚育观念根深蒂固，人口急剧膨胀，号称“天下第一难事”的人口控制工作，从一开始就成为试验区所有工作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杨八郎的故事与天下第一难事

 

　　“杨八郎”这个名字至今还不时被毕节人提起。他是毕节海子街镇思源村的一个普通村民，因为生养8个儿子而得此外号。“杨八郎”家因多生致贫成了毕节地区人口问题的一个缩影。

 

　　在当时以农耕为主的毕节农村，群众“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旧的传统婚育观念根深蒂固，“人多力量大，田多不够犁几架”、“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农村生产方式落后，劳动强度大，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经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部分农民家庭出于自身生活和抚养老人的实际需要，普遍重视劳动力的数量，多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的愿望十分强烈。

 

　　人口的过快增长不但带来了贫穷、落后、教育缺失、陈规陋习顽固不化等直接效应，而且还间接导致了新的生态失衡等负面影响。

 

　　人口过多，生态恶化，贫困加剧，这三个因素终于把毕节地区推入了全国极贫地区的行列。

 

　　在自然生存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当时，毕节地区这片典型的喀斯特土地上，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18人，分别比贵州和全国平均水平多34人和94人。人口控制这“天下第一难事”成为试验区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随后，“人口控制”成为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核心环节，即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手段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征粮收款、刮宫引产。”这曾经是对试验区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工作状态的一句形象描写。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执行时，遇到的观念阻力特别大，党政部门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推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村民在吓唬自己的小孩时，往往一句“抓计划生育的来了”比什么都管用。像谢蓉这样的计生干部，没少挨骂。她说以前走到哪儿，总觉得有人在戳自己的脊梁骨。现在计生工作方式和理念从控制型到服务型、从命令型到选择型、从政府管理到群众自己管理的改变，也改变了干群关系。

 

　　在试验区城镇乡村，随处可见“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农村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等计生宣传标语。20年的持续宣传和社会发展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这些传统生育观念。

 

　　从强制执行到政策宣传，从计生管理到计生服务，从计生处罚到计生激励，20年的探索试验，毕节试验区人口控制工作在政策、观念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使“天下第一难事”不再那么难。

 

　　成效，不单是把数量控制下来

 

　　“莲花宝地数新营，地灵人杰誉满春。封建王朝多进士，战争年代涌将军。教授博士已无数，劳模大款更纷呈。千载难逢歌盛世，文明和谐享太平。”

 

　　“乡里乡亲，都别认真，化解矛盾、将心比心。”

 

　　进入赫章县野马川镇新营村，这首《新营赞》和路旁的《德教碑》一下让人感受到浓烈的文化知识气息。

 

　　1996年靠38.6元钱开始搞养殖的陈卫绪如今资产近百万，今年单是母猪就要养50头。“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在向记者介绍了致富经后，陈卫绪用这句话作为注脚。

 

　　陈卫绪和新营村的村民当然属于“吃智”的类型。

 

　　这个2007年获得全国计生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的村，20年前小学文化水平的占40%，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只有10%。而如今，新营村在外工作的国家公职人员有420多人，教授2人，博士生导师1人，博士生3人，研究生8人，大学本科生300多人，60岁以下村民无文盲，30岁以下的成人无初中以下文化，成为全县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村。

 

　　高水平文化素质的背后是高水平的和谐发展。生态农业取代了土锌冶炼，山清水秀、鸟雀啾鸣的环境让乌烟瘴气的历史成为永久的记忆。面对发展路径的选择，陈卫绪“宁愿当现在的猪老板、不愿做以前的锌老板”的感慨成为一种共同心声。因为发展模式的转变不但为新营村保住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如果对新营村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发展的生态循环系统：人口数量控制下来——人的文化素质得以提高——计生观念、发展观念转变——发展致富能力增强——经济得以发展、环境得到保护——促进观念的进一步转变——文化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人口得以进一步控制——促进更大的发展。

 

　　未来，人口控制工作仍任重道远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曾经指出：“发达地区用一倍的力气远远比贫困地区用三倍的力气取得的效果更加明显。”

 

　　定性地看，毕节试验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为今后的计生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治愚先治穷。人口控制工作开展的难易程度往往与开发扶贫工作的效果相关联。目前试验区的贫困程度还较深、贫困面还较大，不从根本上摘除“穷”的帽子，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越穷越生”的问题。

 

　　而且，在劳务输出的时代大背景下，流动人口的计生工作成了急需解决的一道难题。目前劳务经济已经成为试验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致富，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得鼓励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但转移出去的人口，单靠基层党政部门的力量无法进行计生跟踪管理，用人单位特别是私营企业也很少有积极配合的，所以在农村出去打工独身一身，几年后回家妻儿成群的现象不是没有。

 

　　胡锦涛同志曾三次访问过的杨八郎，8个儿子如今都各自有住房，已全部响应和落实国家计生政策，适龄的孙子、孙女现全部就读小学或初中。人均年收入从1986年不足200元，到现在已达2000元。有3个儿子家买了电视机、拖拉机，1家安装了固定电话，外出务工的已用上了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