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爆发后，国民党[GuoMinDang]仍加紧派出特务[TeWu]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渗透，中共[ZhongGong]也对此着意防范，并将反奸反特列为整风和审干运动[YunDong]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几乎每次延安[YanAn]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GuoMinDang]发动反共高潮之际。相反地，伴随着内战危机的一度解除，审干工作[GongZuo]亦相应放缓。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国民党[GuoMinDang]的破坏活动是审干运动[YunDong]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

　　[关键词]延安[YanAn]审干运动[YunDong]；国民党[GuoMinDang]；特务[TeWu]政策；反共高潮

　　众所周知，在延安[YanAn]整风运动[YunDong]中，中共[ZhongGong]中央各部委和延安[YanAn]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下半年先后开始审查干部，并发展到扩大化的程度。在它的高潮阶段即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YunDong]”中，更是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GongZuo]走偏了方向。关于审干运动[YunDong]的发生及其扩大化的原因，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著予以分析，大多归咎于康生个人或中央决策的失误。客观说来，这种着重于问责的思路有其可取之处，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延安[YanAn]所处的环境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国民党[GuoMinDang]派遣特务[TeWu]到边区潜伏这一因素，对审干运动[YunDong]的发动影响不小。以往虽然有学者亦曾提及国民党[GuoMinDang]反共活动对延安[YanAn]发起审干运动[YunDong]的客观影响，如秦生的《延安[YanAn]“抢救运动[YunDong]”发生原因探析》（《北京党史》1995年第2期），但比较简略。

　　一、国民党[GuoMinDang]特务[TeWu]对边区的渗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尽管再度携手合作，共御外侮，但原有芥蒂并未就此消除，依然互相戒备。1939年1月，国民党[GuoMinDang]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反共论调甚嚣尘上，相关措施纷纷出台，特别是国民党[GuoMinDang]特务[TeWu]的活动更行猖獗。如1939年拟定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便提出：“加强特务[TeWu]工作[GongZuo]，……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GongZuo]，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ZhongGong]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版，第323-324页。）很明显，国民党[GuoMinDang]此时加紧了对中共[ZhongGong]的特务[TeWu]工作[GongZuo]。

　　在这些活动中，陕甘宁边区无疑是其窥伺的重点。1939年秋，军统在陕西省汉中县成立直属西北特联站（1943年改称西北特侦站），由中共[ZhongGong]叛徒程慕颐任站长。据副站长王明江回忆，这是军统直接领导的对付共产党的一个专门情报特务[TeWu]机构，也是军统局最秘密的一个情报单位。该站通过设立汉中特训班，先后训练十多期二百多人，由此构成了其基本班底。西北特联站在陕西下设延安[YanAn]组（十余人）、环县组（5人）、庆阳组（6人）、平凉组（5人）、韩城组（5人）、宜川组（4人）、榆林组（十余人）、绥德组（7人）等组，曾派人打入延安[YanAn]抗大、中共[ZhongGong]中央军委办公室、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YanAn]专署等机构。他们搜集情报的范围主要包括：有关中共[ZhongGong]中央所属各部会的组织人事，一切重要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的指示，各个边区、省地县的组织人事活动情况及其施政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团以上的编制番号、主官姓名、兵种、兵力、武器、驻地、训练调动情况等。此外，边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情报亦在侦察之列，“总之中共[ZhongGong]的方方面面都是侦察对象”。1940年，该站又在安徽省广德县建立了直属东南分站，并通过浙江丽水特训班训练约百余人，作为东南分站的基层组织成员，专门搜集新四军情报，并配合军统局直接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对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瓦解破坏活动。（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91页。）

　　另外，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也说：“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TeWu]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GongZuo]，并且异常重视”，军统“在边区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TeWu]组织”，派往延安[YanAn]的特务[TeWu]达百人之多，仅耀县一地，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TeWu]由此潜入延安[YanAn]。“军统派遣特务[TeWu]去延安[YanAn]，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许多人去延安[YanAn]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GongZuo]等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特务[TeWu]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YanAn]。”这些特务[TeWu]都负有搜集情报、从事破坏和发展组织的任务，有的甚至企图暗杀中共[ZhongGong]领导人。（参见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7页。）由此可见，国民党[GuoMinDang]特务[TeWu]当时是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将触角伸入边区。

　　二、中共[ZhongGong]的加紧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