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我党开始在国统区和光复区创办报纸，人民群众普遍持欢迎态度。对此，国民党[GuoMinDang]、蒋介石政权深感不安，千方百计地捣乱破坏。他们制造各种理由，企图阻止我党创办的报刊出版发行。面对我党和人民的正义呼声，1946年1月，随着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BeiPing]成立，国民党[GuoMinDang]政权勉强同意我方在北平[BeiPing]办报。

　　1946年2月22日，中共创办的《解放[JieFang]报》在北平[BeiPing]正式创刊，总编辑为钱俊瑞，编辑部设在北平[BeiPing]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解放[JieFang]报》于当年5月28日被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DangJu]查封，共存在了3个月。在3个月中《解放[JieFang]报》共出37期，为4开小型报。前26期为3日刊，后11期改为2日刊。在发刊词中，《解放[JieFang]报》提出该报的办报宗旨是“致力于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事业”。

　　创刊以来，《解放[JieFang]报》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平津等地的民众报道了解放[JieFang]区的繁荣景象，及时传递了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谈话和见解，并用大量事实说明国民党[GuoMinDang]反动派制造摩擦、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DangJu]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上演假和平真内战的本来面目，在人民群众中影响巨大。创刊不久，《解放[JieFang]报》就打破了平津地区报纸发行量的纪录，创造了日发行量达5万份的好成绩，比《大公报》日发行量多出近2万份。

　　《解放[JieFang]报》的发行，不仅受到了平津地区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也在整个国统区掀起了巨大反响。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DangJu]把它看作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1946年4月3日3时左右，国民党[GuoMinDang]军警、宪兵、特务以“检查户口”为名深夜突袭了《解放[JieFang]报》和新华社驻北平[BeiPing]分社编辑部所在地。敌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并在报社门口架起机枪。经过“检查”，共逮捕了包括《解放[JieFang]报》总编辑钱俊瑞、副总编辑姜君辰在内的22人，又在《解放[JieFang]报》发行部逮捕了马健民等12人，企图借此迫使《解放[JieFang]报》停刊。

　　事件发生后，新华社、《晋察冀日报》等媒体迅速报道了事件的真相，揭露了这一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DangJu]破坏政治协商决议的法西斯暴行。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强烈要求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DangJu]立即严惩肇事者，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在此斗争中，《解放[JieFang]报》记者兼新华社北平[BeiPing]分社特派记者仓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仓夷，原名郑贻进，祖籍福建省福清县，1921年出生于新加坡。1937年春回国后，进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积极投身敌后抗战，先后在新创建的晋察冀边区的民革通讯社与《救国报》担任编辑、记者。《救国报》撤销后，组织上调仓夷到《抗敌报》社。1940年11月，《抗敌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在这里，仓夷初任编辑，后任记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爱新闻事业、敬业奉公、善于捕捉焦点、热点，很快成为《晋察冀日报》的骨干，并主编《晋察冀日报》对敌占区人民群众发行的副刊《实话报》。在对敌斗争艰苦的环境下，仓夷和同志们一起，经常带着稿件和手榴弹，一边躲避敌人的“扫荡”，一边编稿出报。根据中共中央“敌进我进”的指示，仓夷和同志们挺进“敌后之敌后”，深入敌占区、游击区采访、宣传，协助地方发动对敌斗争。1943年，日军对我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仓夷到平阜县王快五丈湾民兵游击组采访报道我军的地雷战。他和民兵们一起战斗、生活了3个月，写出9篇脍炙人口的通讯，集中报道了当时著名的爆炸英雄李勇。他的《爆炸英雄李勇在反“扫荡”中》一文，生动再现了地雷战英雄李勇和他的同志们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炸死炸伤217名敌人，汽车2辆的骄人战绩。日军曾宣称不惜以牺牲100条“皇军的生命”来活捉李勇，但连李勇的影子都没见到。此文发表后，在边区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学李勇、唱李勇”的群众运动在晋察冀边区迅速展开，有力地推动了反“扫荡”斗争。

　　仓夷不仅是一位编辑、记者，也是一位作家。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纪念连》，报道了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八路军三纵队一个英雄连反“扫荡”的光辉事迹。在文中，仓夷为读者展示了在平原游击战和地道战中我八路军官兵机智地与敌周旋，接连予以敌人重创的故事。其中，文中提到的机枪班长赫赞一个人就消灭日伪150余人。因此，这个连被三纵政委程子华同志称赞为纪念连。此文在《晋察冀日报》上分十几期连载，轰动了整个边区。1943年，22岁的仓夷获得了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奖委员会授予的文学奖。

　　1946年2月初，《晋察冀日报》社派出马健民、仓夷、刘志华、徐复森等去北平[BeiPing]参加《解放[JieFang]报》的创刊工作。在《解放[JieFang]报》期间，仓夷主要负责采访文教新闻。在采访之余，仓夷还以“洪右举”的笔名写出《故都愁怨》等文章，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为解放[JieFang]区军民了解北平[BeiPing]的现状和国统区人民的呼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四三”事件中，仓夷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与敌人斗智斗勇，表现出一位共产主义新闻战士应有的勇气和才干。4月4日上午，国民党[GuoMinDang]北平[BeiPing]市政府照例召开记者招待会，仓夷一早便赶到会场，当场散发了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DangJu]查封《解放[JieFang]报》的一批照片。并质问国民党[GuoMinDang]负责招待会的副市长说:昨天凌晨，一批军警闯入《解放[JieFang]报》社肆意捕人，你是否知道？那位国民党[GuoMinDang]副市长闪烁其词地说“不清楚”。仓夷随即讲述了4月3日的详细情况，当场指出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DangJu]此举的企图是破坏和平、制造内战。在场众记者一片哗然，纷纷要求当局[DangJu]给出合理的解释，吓得副市长慌忙逃席。

　　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4月4日夜，国民党[GuoMinDang]北平[BeiPing]市警察局长不得不出面“致歉”，并释放了“四三”事件中被逮捕的《解放[JieFang]报》人员。钱俊瑞等人被释放后，在北平[BeiPing]街头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夹道相迎。仓夷连夜奋笔疾书，写下了通讯《正义的胜利——记“四三”事件中被捕同志光荣归来》，并将稿件发回新华社。新华社随即转发了这篇报道，使广大解放[JieFang]区军民迅速得知事态的进展和胜利的消息，更使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向往和平的人士了解到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DangJu]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险恶用心。

　　“四三”事件后，《解放[JieFang]报》立即复刊。但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终于撕下“和谈”假面具的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DangJu]再次毫无理由地查封了北平[BeiPing]《解放[JieFang]报》和新华社分社。

　　1946年7月29日，美、蒋蓄意挑起军事冲突，并造谣说“共军袭击美军”。1946年8月8日，仓夷奉命去北平[BeiPing]参加军调部第二十五小组调查并采访“安平镇事件”，这是一次重要的采访任务，但由于当时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采访科的记者都已经派出，而仓夷刚刚从北平[BeiPing]撤回张家口，于是这项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他的头上。

　　第二天一早，仓夷和其他同志来到机场，准备乘美国飞机自张家口起飞前往采访地。但由于驾驶员刁难，仓夷只得换乘一架途经大同、归绥到达北平[BeiPing]的飞机。当该飞机在大同停留时，仓夷被国民党[GuoMinDang]特务组织“策反团”扣留，被杀害于大同郊外马莲庄附近，时年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