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因内容进步，引起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的注意，出版四期后被迫停刊。但这并没有影响齐燕铭等人的热情，他们又转而创办《盍旦》（意即“夜鸣求旦之鸟”），反映了他们的办刊宗旨和信仰追求。当然，在那样的历史时期，这种刊物也难以长期生存下去，只一年就被迫停刊了。

　　1935年，齐燕铭又与张友渔、黄松龄等人合作办《时代文化》（后更名为《文化动向》）杂志。这本杂志也成为当时平津地区文化界的中心刊物。

　　这一时期的齐燕铭，一方面投身文化工作[GongZuo]，另一方面接触党的理论和外围工作[GongZuo]。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YouYu]形势的需要，齐燕铭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告别父母和妻儿，奔赴抗日前线。

　　1940年，齐燕铭又和已到重庆和自己[ZiJi]会合的妻子儿女一同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他在中央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还给鲁艺、陕北公学等学校讲授中国文学史，深受学员欢迎。教学之余，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并且参加了《中国国文选》的编写。

　　针对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鼓吹法西斯主义，为反对国民党这种反动言论，齐燕铭和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等延安的“文化人”根据毛泽东[MaoZeDong]的意见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反驳文章，并结集出版。

　　由于[YouYu]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和影响，齐燕铭一直很喜欢京剧。1943年春节前，中央党校的杨绍萱根据《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编写了剧本《逼上梁山》，同志们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可以改编排演。由于[YouYu]齐燕铭的文史基础、对京剧的熟悉、了解和热爱，这项改编的任务便落到了他的头上。

　　不干则罢，干就全身心投入。这是齐燕铭的一贯作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改编、排演上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努力没有白费，改编和排演非常成功。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MaoZeDong]观看了改编后的《逼上梁山》后十分高兴，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信，认为该剧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这封信对戏剧改革乃至中国戏剧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为理论界、学术界所重视。

　　后来，齐燕铭又参加了《三打祝家庄》一剧的创作编写。该剧演出同样获得极大成功。毛泽东[MaoZeDong]看过之后在写给演创人员的信中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难怪周扬后来把齐燕铭称为京剧革命“勇敢的先驱”，文化战线“尊敬的老战友”，他确实当之无愧，这些赞语也是对他为京剧改革作出贡献的肯定。

　　也正是由于[YouYu]他深厚的书法功底，受命书写党的七大会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十四个字他写的极为认真，每个字都书写得敦厚有力、稳重洒脱，饱含了他对党的深厚情感，受到人们的赞誉。这会标至今还挂在七大会址，已经成为党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