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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GuoJiaJiWei]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GuoJiaJiWei]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GongZuo]，所以在工作[GongZuo]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

　　不愧是“老夫子”

　　全国解放后，我读了陈伯达撰写的《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后，知道他是个理论家。那时候，很多同志尊称他为“陈夫子”，我对他也颇为敬仰。

　　我第一次跟陈伯达面对面交谈，是在1959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为配合全国正在掀起的“反右倾”斗争，时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的陈伯达要写一篇驳斥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评论文章，他要国家统计局提供资料。我当时任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局领导要我负责这件事。我认真整理了1958年的资料，然后到红旗杂志社陈伯达的办公室，向他当面汇报。眼前的陈伯达，个头矮小，面无表情，戴副黑框大眼镜，操一口浓重的闽南口音，说话让人很难听懂。他和我谈了谈写文章的事情，向我详细了解了相关数据和资料。同时由他口述、红旗杂志社的编辑记录并整理成一篇社论稿，我负责校对文中的统计数字。此社论1959年9月发表在《红旗》第18期上，题目是《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应当说，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1958年的统计数字有很大的水分，不准确，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陈伯达以此为根据，认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是谬论，当然不可避免地颠倒了是非。

　　我和陈伯达真正深入接触是从1961年开始的。1961年初，毛泽东主席[ZhuXi]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TianJia]英各带领一个小组，到农村调查农业政策问题。陈伯达、田家[TianJia]英、胡乔木分别为广东组、浙江组、湖南组组长。毛主席[ZhuXi]亲自写了调查计划，每个组多少人，什么人参加，主要做些什么工作[GongZuo]，都规定了。我跟随胡乔木参加了湖南的调查工作[GongZuo]。从1961年1月到2月中旬，我们吃住在农村，调查走访了一个半月，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之后各组组长集中到广州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GongZuo]会议。会议由毛主席[ZhuXi]主持，讨论拟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GongZuo]条例》（简称《人民公社60条》）的第一次草案。会后，每个组都带着草案回到调查地点，去征集群众的意见[YiJian]。这时候，刘少奇同志也回到湖南老家，亲自指导并参加了调查组对草案意见[YiJian]的征集工作[GongZuo]。刘少奇提出，农村的问题不只是农业问题，还有手工业和商业问题。于是，我被抽调出来专门做手工业和商业问题调查，还就此当面向刘少奇作了两次汇报。

　　1961年5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GongZuo]会议，我们各个调查组回到北京。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人民公社60条》，同时拟定手工业和商业的政策文件。由于我在湖南参加了这方面的调查，所以通知我参加这次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参与手工业、商业条例的起草。条例起草本来由胡乔木主持，因他生病需要休息，就改由陈伯达主持。这个时候，我和陈伯达的工作[GongZuo]接触开始多起来，经常参加他主持的讨论、修改条例草案的会议，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GongZuo]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这期间我感觉陈伯达文字功底很深，对于文章结构、遣词造句等很有讲究，不愧是“老夫子”。他经常引用韩愈的一句话“唯陈言之务去”，意思就是不要说那些没有新意的话，不要陈词滥调。他写文件喜欢用短句，不用拗口难懂的长句，这样读起来简洁有力，易于理解。这些都给我印象很深，觉得值得自己学习。

　　这次一起工作[GongZuo]后，陈伯达对我有了一定的印象。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结束后，他去唐山调查工业发展情况，就向国家统计局提出要我陪同前去。在唐山调查时，工作[GongZuo]之余，他常铺纸研墨练习书法。我素喜书画，见他的字写得自成一家，颇见功力，就趁他兴致高时要了一幅，留做纪念，但他给我的字没有盖章。我后来才知道，他有个习惯，送人的字从不当场盖章，只有别人装裱好了拿去给他看，他才会盖上自己的名章。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他考验要字者是否尊重他，是否真的喜欢他的书法。从这里也透露出陈伯达这个人城府极深，很有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