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姑苏城中草桥弄钱璎大姐的家里，聆听她讲述两位大家阿英(钱璎父亲)和郭沫若[GuoMoRuo]相识相知的往事，激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半世纪的知音和文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当时，阿英正与少年时代的好友李克农在家乡芜湖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他到了武汉，但武汉的汪精卫一伙也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此时党组织通知已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阿英重回上海[ShangHai]。当他与蒋光慈、孟超等在上海[ShangHai]见了面，又认识了田汉后，就重提了他们曾经酝酿过的筹建文学团体、创办杂志的设想，并于1927年底、1928年初，正式成立了“太阳社”的文学团体，并决定出版发行《太阳月刊》杂志。“太阳社”的参加成员，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是阿英、蒋光慈、孟超、杨村人、楼建南(适夷)等10余人。“太阳社”建立了春野支部，隶属于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陈云曾经担任过这个区的区委书记。

　　阿英等成立的这个堪称是中国[ZhongGuo]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现代文学团体“太阳社”和出版的《太阳月刊》杂志，它的政治、艺术观，恰好与数年前由留学日本[RiBen]回来的郭沫若[GuoMoRuo]、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的“创造社”的宗旨如出一辙。因此，阿英为《太阳月刊》的有关事宜，就给在日本[RiBen]的郭沫若[GuoMoRuo]多次寄去书信，向他诚恳请教，并建立了联络关系。

　　郭沫若[GuoMoRuo]比阿英年长8岁，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阿英就阅读了郭沫若[GuoMoRuo]的不少创作和译文，他对这些豪放的诗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英最爱读郭沫若[GuoMoRuo]的诗集是《恢复》，他于1928年10月31日，特别写了一篇《从〈归来〉篇说起》的文章中说:“于今人中，我独爱郭沫若[GuoMoRuo]的《恢复》，读他的这部诗集，如在拧着我自己的皮肉，这部诗集里所表现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所表现的情绪，也就是我自己的情绪，任何作家的诗歌，没有比这一部诗集更和我接近的。”

　　1928年，郭沫若[GuoMoRuo]因南昌暴动失败，经香港来到了上海[ShangHai]。仰慕郭沫若[GuoMoRuo]的阿英，终于在上海[ShangHai]见到了郭沫若[GuoMoRuo]。就是这次会见，使他们结成了半个世纪的莫逆好友。1930年初，当中央宣传部文化委员会书记潘汉年与阿英等开始抓紧筹备成立“左联”工作时，阿英随即写信相告这时正在日本[RiBen]的郭沫若[GuoMoRuo]。郭沫若[GuoMoRuo]很快就回了信，表示将全力支持“左联”的成立。所以，在“左联”50余人的联名发起人中，郭沫若[GuoMoRuo]就名列其中。

　　阿英平时十分注意收集刊登郭沫若[GuoMoRuo]文章的有关报刊杂志，1931年他将在数年间阅读的郭沫若[GuoMoRuo]的许多代表性著作，精心撰写了一篇《郭沫若[GuoMoRuo]及其创作》的长篇文稿，详细论述了郭沫若[GuoMoRuo]的文艺思想及诗歌、戏剧、小说。他说:“郭沫若[GuoMoRuo]所代表的是当时上进的一派，开始怀着天真的希望、理想，结果被无情的现实生活击得粉碎，以致认识到必须推翻罪恶的经济制度。他的诗灵感丰富，情绪饱满，有勇猛的反抗精神，是‘中国[ZhongGuo]新文坛上最有成绩的一个诗人’。他的戏剧和小说也具有浓厚的诗味，创作用心良苦，想象丰富，是‘具有狂暴精神的反抗作’，‘最富有浪漫派戏剧的精神’。‘他是中国[ZhongGuo]现代文坛上最重要的一个诗人，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一个文艺战士’！”在编辑出版的《作品论》、《现代中国[ZhongGuo]文学作家》、《现代中国[ZhongGuo]文学史》、《中国[ZhongGuo]新文坛秘录》、《中国[ZhongGuo]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等部书中，阿英除了撰写了多篇高度评价郭沫若[GuoMoRuo]诗词的文章外，还收集入选了郭沫若[GuoMoRuo]的代表作品。例如在《中国[ZhongGuo]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一书中，他就收集了郭沫若[GuoMoRuo]的《整理国故的评价》、《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颇有影响的文章。在后来阿英负责编辑《拓荒者》刊物时，他又去信向郭沫若[GuoMoRuo]约稿。郭沫若[GuoMoRuo]当即寄来了《我们的文化》和《眼中钉》两篇文章。阿英照例是认真拜读后，先后刊登在2月号(第二期)和5月号(第四、第五期合刊)上。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与郭沫若[GuoMoRuo]深有交情的陈布雷，利用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有利条件，拿到了由蒋介石批准撤销对郭沫若[GuoMoRuo]通缉的亲笔手令。于是，郭沫若[GuoMoRuo]在1937年7月25日从日本[RiBen]回到上海[ShangHai]，下榻在沧州饭店。阿英在第二天就去看望已10年未见的老友。为便于接待各界来访者，郭沫若[GuoMoRuo]在迁住到法租界高乃依路一家捷克人开的公寓内后，他提出:由于已不了解过去的一些朋友的政治面貌，急须有人向他介绍提供。经潘汉年和夏衍的力荐，阿英高兴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从此，阿英就几乎每天都与郭见面。1937年8月13日，日本[RiBen]侵略者悍然进攻上海[ShangHai]，中国[ZhongGuo]军队奋起抗击。仅仅是在10天时间里，由郭沫若[GuoMoRuo]任社长的上海[ShangHai]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出版。阿英和夏衍不仅担当了这份报纸的全部编辑工作，而且还经常到前方去慰问抗日将士，鼓舞他们的抗日信心和斗志。就在这期间，郭沫若[GuoMoRuo]听到古城苏州的两位古稀老人张仲仁、李根源，老当益壮投入抗日后援工作的感人事迹后，在他于1937年9月由沪赴宁去见蒋介石的途中，特地在苏州下车拜访了张仲仁、李根源两位老人，写下了感人的《轰炸中去来》一文，由衷颂扬两位老人的抗战热情和感人事迹，称他们为“实在是值得称为天下的大老”。郭沫若[GuoMoRuo]还在文中风趣地把张仲仁比作诸葛亮，说李根源宛若是关云长。阿英就以这个题目，编辑了郭沫若[GuoMoRuo]的散文集的书名，由上海[ShangHai]抗战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阿英编辑并由抗战读物出版社出版了《抗战独幕剧选》，郭沫若[GuoMoRuo]欣然为这本书的封面题了签。

　　1937年11月12日，上海[ShangHai]沦陷。当阿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郭沫若[GuoMoRuo]的家里，原想两人商量撤退事宜，可郭沫若[GuoMoRuo]此刻却满脸愁容地独坐窗前。一经了解，原来是他在日本[RiBen]的夫人安娜来了信，向他诉说在郭沫若[GuoMoRuo]从日本[RiBen]回国后，她和孩子被当局关押了一个多月，受尽了折磨，就连孩子也常常遭受欺负。在老友面前，郭沫若[GuoMoRuo]读着安娜的书信，悲痛得连声音也在颤抖。阿英静静听着，与郭沫若[GuoMoRuo]无言相对，默然而坐。次日，放心不下老友的阿英，又匆匆来到了郭沫若[GuoMoRuo]那里。他看到郭沫若[GuoMoRuo]刚书写好一首遥寄安娜的七律诗，墨迹还未干。此刻，他理解郭沫若[GuoMoRuo]，自己的心情也是显得异常地沉重。

　　鉴于形势的日趋紧张，《救亡日报》被迫停刊了。阿英与郭沫若[GuoMoRuo]、夏衍、胡愈之、郑振铎等，于11月22日集中在浦东大楼的“上海[ShangHai]文教”宣传部开会。经大家商量决定:立即将《救亡日报》迁往广州，阿英和于伶等留在上海[ShangHai]继续坚持抗日宣传工作。浦东大楼会议后的第5天，郭沫若[GuoMoRuo]乘轮船离开上海[ShangHai]，经香港去了南洋。临行时，他将日本[RiBen]带回的和当时手边所有的手稿、信件、文物，都交给了阿英保存。在郭沫若[GuoMoRuo]走后，阿英时时思念牵挂着已远离上海[ShangHai]的郭沫若[GuoMoRuo]。4个月后，他看到了报上译载的安娜和孩子们被迫害之事，心里很不平静。于是，他撰写了《关于郭沫若[GuoMoRuo]夫人》一文，发表在4月29日的《文汇报》上。阿英以此文表彰郭沫若[GuoMoRuo]在“妻孥陷敌”的境况下，依然终不动摇他的“为国牺牲之精神”。

　　心心相通的研究与创作

　　阿英和郭沫若[GuoMoRuo]在中国[ZhongGuo]历史人物的研究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出现了两人在不同地点不约而同地创作了同一人物或同一题材的作品，倾注着同样的感情。例如，两人对明代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都认为值得颂扬。阿英曾构思写一部剧名为《江左少年》的历史剧，已确定了场景，并打算由自己的长子钱毅饰演少年夏完淳。只是后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又撤离上海[ShangHai]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因而这个创作计划未能实现。而1943年4月正在重庆的郭沫若[GuoMoRuo]，他恰好创作了话剧《南冠草》，热情颂扬了少年抗清志士夏完淳的无畏精神。阿英于1940年以郑成功为题材，创作了旨在激发人们爱国热情奋起抗日的话剧《海国英雄》。郭沫若[GuoMoRuo]则在建国后写出了电影剧本《郑成功》。1944年，郭沫若[GuoMoRuo]在重庆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GuoMoRuo]的这篇文章，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延安特用电报发到各根据地，号召各级组织开展学习。阿英在苏北根据地，他根据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张爱萍的建议，在基本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凭着自己所掌握的丰富历史知识，参考《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于1945年3月初写出了五幕话剧《李闯王》剧本，并于5月6日正式演出，受到广泛的好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ShangHai]沦陷后，郭沫若[GuoMoRuo]于27日清晨搭轮船离开上海[ShangHai]辗转南洋和桂林、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活动。阿英在1941年12月毅然带领全家前往苏北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开始后，阿英随华东局北撤。一次他在烟台光华书店看到郭沫若[GuoMoRuo]的著作《十批判书》，惜价格太高未能买下。可是过了数天，他在胶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加洛处，发现他桌上放着《十批判书》。张加洛一听说阿英想看这本书，便将书赠送给了阿英。当阿英从张加洛那里返回时，一路崎岖难行，他竟然手捧着这本《十批判书》，边走边看，全然不顾头上的骄阳，一口气看完了《我怎样写〈青绸时代〉和〈十批判书〉》全文。他自己都没想到，这时他已翻过了一座大山，走了7里路程。

　　1949年新年伊始，已经在沈阳的阿英，闻听郭沫若[GuoMoRuo]等一批文人自香港辗转也已来到了沈阳，他即在元月的2日，冒着零下20余度的严寒，携带了小惠、厚祥两个儿子赶到铁道宾馆看望郭沫若[GuoMoRuo]。两位老友一朝相见，显得异常亲热。当阿英提及大儿子钱毅在前方已牺牲时，郭沫若[GuoMoRuo]特别挥动了大笔，题写了“烈士钱毅之墓”六个大字。

　　钱毅由于受了阿英的影响，自小就对郭沫若[GuoMoRuo]无比敬仰。他生前认真阅读了郭沫若[GuoMoRuo]的《屈原》等作品，还利用业余时间，花了大量精力，用工整的钢笔字编写了《郭沫若[GuoMoRuo]先生著译书目》，于1941年的11月19日，发表在《时代》周刊第十四期上。

　　新中国[ZhongGuo]成立之初的四、五年时间里，郭沫若[GuoMoRuo]在北京，阿英在天津，他们除了开会相遇交谈外，还频频通过互通书信、撰写文章探讨有关历史人物、书画艺术、文物考古等内容。1951年，阿英担任华北文联主席不久，于1954年秋调任中国[ZhongGuo]文联副秘书长。从此，两人在京华的过往就频繁起来了。阿英爱好藏书，家里的图书洋洋大观，郭沫若[GuoMoRuo]为此常常到他的家里就一些古籍版本和有关历史人物等问题作商榷探讨，期间还有书信往来。

　　1965年，郭沫若[GuoMoRuo]发表了一篇《由黄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他通过翔实的比较分析，基本上是推翻了历史一直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的手迹的说法。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遭到了一些收藏家的强烈反对。阿英对这场争论很是关心，也很有兴趣，他通过多年收藏的大量拓片的研究，也写了一篇《从晋砖文字说到〈兰亭序〉书法——为郭沫若[GuoMoRuo]〈兰亭序〉依托说做一些补充》，发表在1965年第10期的《文物》杂志上。文章用足以证实的资料，结论是《兰亭序》禊帖，不可能产生于那个时代。阿英在结尾写道:“郭沫若[GuoMoRuo]同志讨论《兰亭序》的文章，不但和前人的怀疑与看法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也解决了《兰亭序》千载难决的疑问，而在思想方法上对整个学术界，也将会起着良好的影响。”

　　坚持送阿英最后一程

　　在文化大革命中，阿英在文化界首批遭到批判，人身失去了自由，多年节衣缩食辛勤搜集的郭沫若[GuoMoRuo]著作初版本以及大量珍贵的藏书、书信、资料等均被抢劫一空。无休止的批判，使阿英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75年10月发现阿英患了肺癌。尽管郭沫若[GuoMoRuo]在“文革”中处境也很艰难，但他没有忘记老友阿英。当他得悉阿英发现癌症已是晚期时，他就先后交代了秘书王廷芳和女儿郭庶英前去探望。“四人帮”粉碎了，他是多么想去看望阿英啊！可无奈疾病缠身，愿望亦是无法实现。1977年6月17日，阿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郭老得知这一噩耗，悲痛不已，他一定要见上老友最后一面。他作为作家、学者、科学家，又担任过全国文联主席、中国[ZhongGuo]科学院院长，他非常了解和熟悉阿英等人。所以，在为阿英举行追悼会这天，虽然他的白细胞指标居高不下，医生不允许他外出，但他还是坚持要去，并对着医护人员激动起来。医生和家属考虑到如果硬是不让他去参加追悼会，他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对身体不利，于是医院经再三斟酌，破例同意了。

　　6月28日上午，郭老早早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他与夫人于立群慢步走进灵堂，当他看到躺在绿叶丛中的阿英时，伫立在那里，久久地凝视着。追悼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有关人员为顾及他的身体，没有安排他参加仪式活动。但他到了休息室后表示，他这次是一定要参加追悼会仪式的。于是，有关人员就请他坐着手推车去。谁知，手推车还未推到礼厅台阶，他就跺着脚喊叫着要停车，车一停下，他就下了车，硬是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礼厅。追悼会开始读悼词了，在场人员担心他站着体力不够，支撑不住，就要他坐在凳子上，可他却执意不肯坐。他对着站在一旁的人说:“阿英都死了，我站一会儿，难道还不应该吗？”

　　追悼会结束后，在返回的路上，郭沫若[GuoMoRuo]依然是沉浸在悲哀之中。在汽车里，他心情沉痛地吟了一首诗:“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与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