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SanJun]回到湘鄂西边区以后，已由原来的1.5万人减少到9000人。部队严重损失的原因，饥饿、疾病、严寒、疲劳以及敌人[DiRen]的疯狂“围剿”固不待言，而更重要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肃反扩大化。

　　肃反早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主持中央[ZhongYang]分局工作[GongZuo]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GenJuDi]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一直杀了几个月，杀掉了几千人。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了，红三军[SanJun]中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个连长。当时贺龙[HeLong]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在非常时期，关向应立场坚定，不盲从，也不隐讳自己的失误。相反的，错误和挫折使他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在红三军[SanJun]和中央[ZhongYang]分局中，他是比较早地并能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导干部之一。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由于中央[ZhongYang]派来的夏曦把洪湖根据地[GenJuDi]搞垮了，我们对中央[ZhongYang]代表并没有好印象，关政委也是中央[ZhongYang]代表。最初，我们都把他和夏曦一样看待，可是不久之后，我们就看出这位中央[ZhongYang]代表与夏曦大不一样，夏是整天坐在上面想着法子整人，而关政委一有时间就到连队和干部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且我们很快地发现，他是支持贺老总的。”

　　关向应的品德与作风也赢得了贺龙[HeLong]的信任与尊敬。他在红三军[SanJun]中的威信越来越高。1933年底，红三军[SanJun]已锐减到3000余人，广大指战员饱尝了失去根据地[GenJuDi]的痛苦。到1934年3月，中央[ZhongYang]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红三军[SanJun]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游击。为了将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向应和贺龙[HeLong]果断地指挥红三军[SanJun]向敌人[DiRen]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面运动。打算攻下彭水县城，建立根据地[GenJuDi]。这个计划遭到夏曦的反对。部队不得不由彭水再渡乌江，进入贵州。这时贺龙[HeLong]认为部队不能再走了，如若再不建立根据地[GenJuDi]就有走垮的危险。关向应也不畏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GenJuDi]或向中央[ZhongYang]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在关向应和贺龙[HeLong]的坚决斗争下，中央[ZhongYang]分局才于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关向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辞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不行，要么就建立根据地[GenJuDi]，要么就设法同中央[ZhongYang]红军取得联系。”

　　夏曦却不指名地批评关向应，认为这一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听了夏曦的谬论，贺龙[HeLong]怒不可遏，他说：“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GenJuDi]的主张是小关（关向应）讲的，他的意见有什么错？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央[ZhongYang]苏区就是这么干的嘛！”

　　于是，在关向应和贺龙[HeLong]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GongZuo]思路做一些改变。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SanJun]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GongZuo]，建立黔东根据地[GenJuDi]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项正确决议。枫香溪会议，揭开了黔东根据地[GenJuDi]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SanJun]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了出来。

　　会议之后，夏曦已无法主持工作[GongZuo]，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GongZuo]都落到了关向应和贺龙[HeLong]俩身上。在恢复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GongZuo]中，关向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军中所有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GongZuo]，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GongZuo]。他曾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去召开座谈会，鼓励战士们说心里话，干部战士们感觉到，肃反扩大化时那种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的气氛消失了。他还根据中央[ZhongYang]红军的政治工作[GongZuo]经验结合红三军[SanJun]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红三军[SanJun]的政治工作[GongZuo]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加强了干部战士的思想纪律观念。红三军[SanJun]上上下下生气勃勃，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