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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如何韬光养晦 遵义会议确立领导地位--中国年鉴网(4)
四、高瞻远瞩,善谋团结
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使红军[HongJun]更加团结,避免出现分裂,会议[HuiYi]只讨论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解除了博古和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以挽救处于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红军[HongJun]。张闻天曾说过“遵义[ZunYi]会议[HuiYi]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MaoZeDong]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ZunYi]会议[HuiYi]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MaoZeDong]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11]如果此时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将会陷入纠错的“沼泽”,打击一大片,出现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给党和红军[HongJun]造成重大的损失。
此时,毛泽东[MaoZeDong]的威信在全军已重新树立起来,并得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支持,完全有实力和有资格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毛泽东[MaoZeDong]拒绝了,他推举作风民主的张闻天(洛甫)担任总书记,这样既避免授人以柄,认为毛泽东[MaoZeDong]是在夺权,又能使正确主张得以实施,使党和军队更加团结统一,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毛泽东[MaoZeDong]说:“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他是从莫斯科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待。”[12]“会上,要我取博古而代之,不行呀,还有斯大林在莫斯科,不能叫我毛泽东[MaoZeDong]代替博古,我说让洛甫来……”以后到了苏区,时机成熟了,“个别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毛泽东[MaoZeDong])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MaoZeDong]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
遵义[ZunYi]会议[HuiYi]实行的是正确的党内斗争,虽然争论比较激烈,但是采取的是讲道理的方式,不搞过火斗争,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遵义[ZunYi]会议[HuiYi]之后博古仍然参加中央集体领导,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写到:“有趣的是,全党都知道,尽管博古曾反对毛,但毛对博古是宽宏大量的。在毛的地位得到巩固以后很久,博古在中央委员会仍处于受信任的地位。李德也继续受到尊重,毛有意地经常找他咨询事务。”[13]这体现了伟人毛泽东[MaoZeDong]的宽广胸怀。遵义[ZunYi]会议[HuiYi]后,在毛泽东[MaoZeDong]的正确领导下,红军[HongJun]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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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4][9]王树增:《长征》,人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82页,第151页,第161页,第 241页。
[3]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HongJun]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5]吴黎平:《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
[6][10]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21页,第128页。
[7]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HongJun]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8]朱仲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11]董钧:《读遵义[ZunYi]会议[HuiYi]决议的几点体会》,《党史通讯》,1985,(1)。
[12]石永言:《遵义[ZunYi]会议[HuiYi]纪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13]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