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３年５月８日，博古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开始了短暂的、但无论对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还是对他自己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戎马生活。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对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形势异常严峻。当时毛泽东[MaoZeDong]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红军主力不应再死守苏区，而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彭德怀当时也提出红军主力向别的地方转移，打到外线去。

　　可是博古等人不但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严峻的现实，反而提出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在军事斗争[DouZheng]上，则出现了以毛泽东[MaoZeDong]等人为代表的“采取游击战争的老办法”，和以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略与战术上的“激烈冲突”。

　　当时，由于中央[ZhongYang]苏区处于战争环境，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而博古对打仗的事尤其生疏，所以，当１０月初李德到达中央[ZhongYang]苏区后，博古便将军事大权交给李德掌管。这样，博古、李德等人的军政联合领导体制很快就建立起来了。１１月底，博古和李德亲自到前线视察后，李德借口革命[GeMing]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总参谋部和前敌指挥部之间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将中革军委和红军前敌指挥部合并，直接控制了军事的指挥权，由他自己坐镇指挥中心，直接指挥部队。李德的做法得到博古的支持。

　　当时，中央[ZhongYang]苏区在毛泽东[MaoZeDong]等人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DouZheng]，已经形成一整套建设苏区的正确方针，一整套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锻炼出一大批既会建军打仗，又懂治国安民的领导骨干。在这种情况下，博古等人为了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控制，便剥夺了毛泽东[MaoZeDong]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就洛甫代替毛泽东[MaoZeDong]任中央[ZhongYang]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指出“似无此必要”，博古表示“因毛泽东[MaoZeDong]不管日常事”，坚持不要毛泽东[MaoZeDong]担任这个职务，继续排斥毛泽东[MaoZeDong]。

　　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ZhongYang]总书记。会议把“左”倾冒险错误[CuoWu]发展到顶点，盲目断言，“中国[ZhongGuo]的革命[GeMing]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GeMing]的形势在中国[ZhongGuo]存在着”。４月上旬，蒋介石集中１１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中共中央[ZhongYang]决定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调集红军主力９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博古担任野战军司令部政委。他同李德一道，在广昌战役中，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红军亦受很大伤亡，广昌失守。于是，毛泽东[MaoZeDong]又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突围的建议，并认为：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这一建议又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于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红军遭受惨重失败，博古痛心疾首，他常拿着小手枪，朝自己乱比画；遵义会议后，博古交出“大印”，体现出一个共产[GongChan]党人的应有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