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26日，周恩来收到西哈努克转递的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会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然而，中国[ZhongGuo]方面鉴于7月事态的发展，决定暂时搁置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请求。虽然至今还没有足够材料披露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略思考，但是从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对中央的建议中可以大致得出中国[ZhongGuo]方面的一些政策考虑。

　　1969年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又严厉抨击中国[ZhongGuo]。21日，美国[MeiGuo]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并且美国[MeiGuo]国务院还在同一天宣布放宽对美国[MeiGuo]旅游者购买中国[ZhongGuo]货物以及美国[MeiGuo]公民去中国[ZhongGuo]旅行的限制。24日，中国[ZhongGuo]释放了在几天前误入中国[ZhongGuo]领海的两名美国[MeiGuo]游艇乘客，基辛格认为这是中国[ZhongGuo]理解了美国[MeiGuo]的放松对华管制政策所采取的“不对等的行动”。25日，尼克松[NiKeSong]在观看了美国[MeiGuo]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舱降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26日，几乎就在西哈努克向中国[ZhongGuo]驻柬埔寨大使转交曼斯菲尔德访华请求信的时候，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ZhongGuo]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ZhongGuo]国务院的内部照会，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对于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四位老帅研究认为，尼克松[NiKeSong]的“关岛演说”表明美国[MeiGuo]要从越南逐步撤军，而苏联大力推动建立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正是要接管美国[MeiGuo]撤出亚洲后的“真空”。因此尼克松[NiKeSong]的亚洲五国之行意在巩固美国[MeiGuo]在亚洲的势力。而与柬埔寨复交、出访罗马尼亚、传递曼斯菲尔德访华要求的信件，表明尼克松[NiKeSong]想要“拉中国[ZhongGuo]、压苏修”。葛罗米柯鉴于尼克松[NiKeSong]访问罗马尼亚会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从半个月前的大肆攻击中国[ZhongGuo]到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大概是害怕“中美缓和”，后院起火。因此，“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ZhongGuo]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ZhongGuo]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

　　果然，尼克松[NiKeSong]在他就职总统后的首次环球旅行中，在旅程中的每一站都打算为中国[ZhongGuo]人留下一张美国[MeiGuo]“准备开始同北京来往”的名片。他对印尼、泰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西德等国领导人表示，美国[MeiGuo]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提议，不会参加孤立中国[ZhongGuo]的任何安排，希望中国[ZhongGuo]走出“孤立”状态，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向中国[ZhongGuo]传达此意。

　　美国[MeiGuo]国务卿罗杰斯8月8日在堪培拉的演说也强调，美国[MeiGuo]6月份宣布放松对华管制的目的是消除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并帮助大陆上的中国[ZhongGuo]人记忆起美国[MeiGuo]过去对他们的友谊。他还说，为了与中国[ZhongGuo]发展一种更为正常的关系，美国[MeiGuo]本来原定于在2月份举行的中美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上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尽管中方取消了会谈、尽管中国[ZhongGuo]领导人对美国[MeiGuo]仍抱有敌意，但是“我们仍然期待着在某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有益的对话，并且缓和紧张关系。我们欢迎同共产党中国[ZhongGuo]重新恢复会谈。如果可以同北京恢复对话，我们愿意尽快建立另一个渠道，可以在华盛顿或者其他双方可以接受的地点”。对于中苏冲突，他重申：“我们的立场是，不站在中国[ZhongGuo]与苏联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但同时寻求同任何一方或双方改善关系。”

　　在美国[MeiGuo]领导人公开表示不但不会与苏联联手围堵中国[ZhongGuo]，而且还有意同中国[ZhongGuo]恢复接触的同时，原定于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被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双方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

　　鉴于此，四位老帅认为，既然美国[MeiGuo]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那么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联渴望与美国[MeiGuo]进行首脑会晤，但是尼克松[NiKeSong]迄今没有同意，他们于是反过来要同中国[ZhongGuo]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向美国[MeiGuo]施加压力的资本。我们应当既不急于表态，以免造成屈服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同时坚持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谈判，同意进行只涉及中苏边界问题的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议。一方面向苏联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寻求缓和，与苏联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避免边界武装冲突。另一方面又要使美国[MeiGuo]对中苏改善关系担心，加快美国[MeiGuo]接近中国[ZhongGuo]的步伐。因此，对美国[MeiGuo]方面，“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在四位老帅看来，发展、保持同苏联的谈判关系，暂时冷落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以及搁置中美大使级会谈，一方面是维持与苏联的正常的国家关系，避免再出现边界武装冲突，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刺激美国[MeiGuo]加快接近中国[ZhongGuo]的步伐，待到水涨船高之时，再开闸顺水行船。所以，迟至1969年8月上旬，中国[ZhongGuo]对美国[MeiGuo]方面的对华缓和言论和政策举动依旧不做反应，对曼斯菲尔德访华的提议也一再耽搁，直至戏剧性地发生“乒乓外交”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