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由周恩来总理“钦点”，毛主席以国家主席名义任命我父亲[FuQin]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同年，宪法颁布后至1961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其间，他担任中央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副组长、组长，出色地领导[LingDao]了侦查、起诉、审判和处理日本侵华战犯的工作[GongZuo]。

　　正确处理日本侵华战犯，是一项司法难度极大、政策性极强而又为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瞩目的特殊历史使命。妥善解决这一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不仅对于中日两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弘扬社会主义的正义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持续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父亲[FuQin]为此又开始了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GongZuo]。1954年2月起，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三百多名司法干部[GanBu]，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GongZuo]团”，由谭政文亲自动员，在北京真武庙进行[JinXing]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的短期集训。一个多月后，便在掌握和熟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GanBu]，分赴十二个省、区，取得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有力罪证。从1955年底至1956年6月，检、法、司合署办公，各方司法专家汇聚北京卧佛寺，由我父亲[FuQin]牵总，起草起诉书、公诉词、辩护词和判决书等各类法律文书。大家在统一对敌的原则下，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共同准备，密切配合。后来，检察、审判、辩护三方又分别进一步修改加工各自的文件。最后，由彭真伯伯亲自指导，对这些文件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使所有起诉的罪行起码都有两个以上的证据。

　　战后十多年了，再对战犯罪行进行[JinXing]如此周密的侦查，是非常艰巨的。一来战犯多数是中毒很深的“武士道”崇拜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关押期间有机会串供，侦讯审理十分困难；二来由于语言不通，多数受害群众对当时日军的番号、罪犯的姓名等记述不详；三来时隔已久，所涉地域遍及广大的沦陷区；四来战乱期间，许多罪证早已湮灭难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FuQin]领导[LingDao]着“侦处工作[GongZuo]团”，经过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便完成了对一千多名日本战争罪犯的全部侦查工作[GongZuo]，使他们在我革命人道主义管教的感召下，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一个个认了罪，服了法，创造了国际司法史上的奇迹。

　　为了使各项工作[GongZuo]做得更周到，中央还委派日本问题专家廖承志叔叔参与其事，并担任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组长，我父亲[FuQin]任副组长。他们两位取长补短，合作得非常默契。1956年3月7日，周总理指示，改由我父亲[FuQin]担任六人小组组长。无论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环节，整体工作[GongZuo]始终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LingDao]下有条不紊地进行[JinXing]。有时深夜一两点，周总理还会给我父亲[FuQin]打来电话，或问情况，或作指示。父亲[FuQin]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于3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就日本战争罪犯处理问题作了说明性发言。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赞同党中央“下层从宽，上层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六项原则。

　　当时的特别军事法庭分设沈阳和太原两地。沈阳一庭审理日陆军大案，沈阳二庭审理伪满大案。审判从1956年6月开始，至8月结束。其间，父亲[FuQin]三下抚顺、沈阳，一下太原，对战犯管教、侦讯及审判等各方面的一线工作[GongZuo]，进行[JinXing]细致周到的具体指导。工作[GongZuo]细致到连特别法庭的设置细节，都要一一亲自过问。据很多受审的日本战犯讲，一进庄严肃穆的法庭，就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国法律的神圣和历史的威严，内心感到沉重的压力，令其终生难忘。在审判庭的楼上，专门为父亲[FuQin]布置了一间办公室，电话直通法庭上的审判长和首席检察员，使他能够根据现场的情况和变化，坐镇指挥审判的顺利进行[JinXing]。那时，对四十五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位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主要战犯，分作四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进行[JinXing]审判，根据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八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对其余一千多名次要的或悔罪较好的战犯，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免予起诉，宽大释放（一般都已关押六至十年以上）。

　　确如父亲[FuQin]所言，当年他亲自领导[LingDao]的严正而宽大的审判，对日本战犯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和感召力。中国人民不但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法庭上同样是胜利者。审判中，被判刑的战犯对起诉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表示沉痛的忏悔。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证人谢罪，还有的跪地磕头，要求判自己死刑。一些参与审理过其他战犯的苏、美等国司法专家，为之惊叹折服，认为不可思议。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国就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战争保卫[BaoWei]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前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当选为会长。有的人返日后，立誓一辈于睡觉不许自己的脚对向中国。很多人四处现身说法，教育自己的同胞要世世代代与中国人民友好下去。

　　这一切，不但产生了一般人当初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司法史乃至国际司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在父亲[FuQin]短暂的三十五年革命生涯里，留下了独特的骄人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