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１９４２年６月全面铺开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博古思想认识的彻底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ZhongYang]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CuoWu]的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CuoWu]所造成的危害，以便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同日，中共中央[ZhongYang]又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示通知各中央[ZhongYang]局、各中央[ZhongYang]分局及各区党委：“我党七大时，即将总结我党２２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对党与革命[GeMing]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巩固与发展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中共中央[ZhongYang]的指示，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的学习会，对他批评得很严厉。有人甚至说：博古当总书记时才２０岁，但胆子不小。意思是说，他当时年纪很轻，没有多少革命[GeMing]经验，怎么能领导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博古初期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不愿意暴露思想情况。后来，毛泽东[MaoZeDong]亲自找博古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CuoWu]，你就检讨嘛！”他所在《解放日报》的其他领导人本着对犯错误[CuoWu]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动同博古接近，关心他，与他谈心，从而提高了博古对整风的认识。他努力去学习、领会整风文件，开始了对自己思想发展道路的彻底反省。

　　博古回顾了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建党２２年来的历史，特别回顾了１９３５年以来党的历史，看到自遵义会议纠正了“左”的错误[CuoWu]以后，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在毛泽东[MaoZeDong]为首的党中央[ZhongYang]领导下，已经有了“从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强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了“在艰难困苦中缔造的而今天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边区”，有了“在血战中从敌人手中得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用“流血牺牲而获得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已经奠定的胜利基础”；看到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２２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MaoZeDong]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紧密”，他对党的事业充满了信心，他愿意终生追随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在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的学习会上，他多次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GeMing]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CuoWu]。在《解放日报》编委会的整风学习中，他常常讲自己过去犯错误[CuoWu]的教训，说他２０岁刚出头当党的总书记，除了知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别的知道的很少，这怎么能不犯错误[CuoWu]呢？

　　１９４５年４月至６月，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己自１９２８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CuoWu]以及这些错误[CuoWu]给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CuoWu]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他对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形势、性质、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不是从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实际出发，而是生吞活剥苏联经验。他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很痛苦于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是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CuoWu]路线下，被牺牲打击，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

　　博古在七大的发言，标志着他已经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的光辉转折。

　　重庆谈判，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博古同机上人员全部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