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使红军[HongJun]更加团结，避免出现分裂，会议[HuiYi]只讨论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解除了博古和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以挽救处于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红军[HongJun]。张闻天曾说过“遵义[ZunYi]会议[HuiYi]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MaoZeDong]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ZunYi]会议[HuiYi]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MaoZeDong]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11]如果此时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将会陷入纠错的“沼泽”，打击一大片，出现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给党和红军[HongJun]造成重大的损失。

　　此时，毛泽东[MaoZeDong]的威信在全军已重新树立起来，并得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支持，完全有实力和有资格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毛泽东[MaoZeDong]拒绝了，他推举作风民主的张闻天（洛甫）担任总书记，这样既避免授人以柄，认为毛泽东[MaoZeDong]是在夺权，又能使正确主张得以实施，使党和军队更加团结统一，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毛泽东[MaoZeDong]说：“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他是从莫斯科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待。”[12]“会上，要我取博古而代之，不行呀，还有斯大林在莫斯科，不能叫我毛泽东[MaoZeDong]代替博古，我说让洛甫来……”以后到了苏区，时机成熟了，“个别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毛泽东[MaoZeDong]）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MaoZeDong]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

　　遵义[ZunYi]会议[HuiYi]实行的是正确的党内斗争，虽然争论比较激烈，但是采取的是讲道理的方式，不搞过火斗争，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遵义[ZunYi]会议[HuiYi]之后博古仍然参加中央集体领导，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写到：“有趣的是，全党都知道，尽管博古曾反对毛，但毛对博古是宽宏大量的。在毛的地位得到巩固以后很久，博古在中央委员会仍处于受信任的地位。李德也继续受到尊重，毛有意地经常找他咨询事务。”[13]这体现了伟人毛泽东[MaoZeDong]的宽广胸怀。遵义[ZunYi]会议[HuiYi]后，在毛泽东[MaoZeDong]的正确领导下，红军[HongJun]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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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2][4][9]王树增：《长征》，人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82页，第151页，第161页，第 241页。

　　[3]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HongJun]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5]吴黎平：《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

　　[6][10]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21页，第128页。

　　[7]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HongJun]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8]朱仲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11]董钧：《读遵义[ZunYi]会议[HuiYi]决议的几点体会》，《党史通讯》，1985，（1）。

　　[12]石永言：《遵义[ZunYi]会议[HuiYi]纪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13]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