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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开展乡村建设试验4年最终失败(组图)--年度总结
村庄概况 翟城村
面积：约7000多亩
人口：4694人，男女比例约1.05：1
户数：1205户
姓氏：共有米、李、韩、张、秦五大姓氏，最大的米姓人口约占三成
经济作物：望天椒、花木
学堂：筹资建了一座幼儿园
公共空间：一座面积约30平方米的小公园
河北定州翟城村，属保定市辖区，距东北方向的北京仅230公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晏阳初的“定县试验[ShiYan]”蜚声中外。作为乡村建设[JianShe]试验[ShiYan]的肇始之地，翟城村在中国第一个[YiGe]成立了农民[NongMin]合作社[HeZuoShe]。当年，学者们在这座试验[ShiYan]基地里种棉花、育种猪，普及平民教育，并向整个华北推广，却因抗日战争而中断。
2003年，三农学者温铁军再次来到翟城村，重启乡村建设[JianShe]试验[ShiYan]。一批知识分子办学院、搞教育，建立合作社[HeZuoShe]、试验[ShiYan]有机农业，试图建立一个[YiGe]“新农村的样板”。仅仅4年，这场新乡建运动也戛然而止。
2011年底，南都记者来到翟城村，记录这个村庄的变迁，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年冬天，65岁的村民[CunMin]韩五全猫在房里摘完辣椒后，就盘算着年后要不要出门，到工地做个看守，要么做个煮饭的。这样，每个月收入至少能有1500元。在这座有着1200多户人口的村庄里，即使像他这样的老人，有出门打工[DaGong]的想法也很正常。
村里平均6人中就有1个在外打工[DaGong]。多数家庭的男人外出“搞建筑”，女人留守务农。丈夫们通常在腊月归来，正月十五后再次启程，年年春去冬回，如同一群反季节的候鸟。平日，村庄变得冷清，不复有传统农村的热烈与喧闹。
土地[TuDi]释放的美梦和噩梦
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翟城村并不起眼。这里地势平坦，土地[TuDi]肥沃，极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从飞机上俯瞰下来，华北平原上散布的镇村如同神经系统的一个[YiGe]个节点，错落相连。翟城村只是定州东亭镇的15个神经末梢之一。
1982年，翟城村“土地[TuDi]下放”的家庭联产承包正在进行，每家每户分到了田地，有了生产自主权，村民[CunMin]们兴高采烈。当了5年村支书的米金水却突然辞去职务，头也不回地去了定县的造纸厂。生产队解散后，他感到一阵失落：“集体不起作用了”。
村民[CunMin]们体会不到这种失落，他们忙着从土地[TuDi]里“挖出金娃娃”来。在保定的新城县，有农民[NongMin]开始把自留地里的大叶烟、水萝卜、土豆扛上自行车，骑数百里路运到北京、天津去“卖个好价钱”，却还在担心“政策会不会变”。离开土地[TuDi]跑生意的村民[CunMin]买回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搬到院子里，村民[CunMin]围着、蹲着看电视剧《霍元甲》。
种养致富的新闻开始频现报端。1984年3月7日，《保定日报》头版头条隆重介绍了两个万元户：《一个[YiGe]叫刘景田，一个[YiGe]叫田麦熟》。如同散发泥土气息的名字一样，两人都靠承包几十亩地种粮发了家。
翟城村的第一个[YiGe]万元户也在此时诞生。1984年，村民[CunMin]秦新起种了两亩地的西瓜，市场畅销，一下就赚了钱。村民[CunMin]们都羡慕，纷纷跟着种西瓜。
“分田到户”让农民[NongMin]尝到了自主生产的甜头，但“原子化”的生产常常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在30年间，土地[TuDi]给农民[NongMin]带来过致富的希望，也留下了许多噩梦。
199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桃灾”席卷了保定地区。桃子大丰收，却遭遇严重的销售困难，成千上万吨桃子烂在田间地头。农民[NongMin]们纷纷砍伐桃树，血本无归。除了盲目扩大种植，流通不畅也是“桃灾”的成因之一。《保定日报》报道，当地江城供销社与北京某区签订了5万公斤鲜桃收购合同，却只送去2万公斤，就被重重路卡和名目繁多的罚款吓得不敢送货了。不仅没赚钱，合约方还要索赔，“赔了夫人又折兵”。
2001年前后，定县种植基地的杨柳木价高畅销，翟城村过半的村民[CunMin]在地里种上了杨柳。村民[CunMin]韩五全看着眼热，一狠心把10亩土地[TuDi]全部种上杨柳木。不料在地里整整等了2年，树越长越粗，却卖不出去，只好砍了当柴烧。村里头家家户户，杨柳木柴堆满了院子，种树的农户都损失惨重。
“种的是瞎庄稼，抱的是死孩子”，村民[CunMin]用一句流传的谚语进行总结。目前，翟城村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是辣椒，亩均收入大约1500元，花木经济也正在兴起，但村民[CunMin]们都还悬着一颗心。“早晚有一天，价格也会跌下来”。韩五全说。
作为试验[ShiYan]的“有机农业”
2003年，被称为“温三农”的温铁军等人来到翟城村，满怀热情地准备重启乡村建设[JianShe]试验[ShiYan]时，韩五全刚刚把家里的杨柳木劈完，堆在院子里当柴烧。一亩地亏了几千元。由于温铁军团队成员多与《中国改革》杂志有关，他们被村民[CunMin]们简称为“杂志社的人”。
“农民[NongMin]单家独户闯荡市场，往往摔得头破血流，所以要形成合作社[HeZuoShe]”。在翟城村乡村建设[JianShe]学院一次培训班的讲话中，温铁军这句话说到了韩五全的心坎上。他为农民[NongMin]们描绘蓝图：合作社[HeZuoShe]搞起来后，大家都占有股份，种粮的、种菜的，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销售，共担风险。年底按股分红。
2005年，温铁军做客央视《经济大讲堂》，特地从农村带来一碟“有机花生”，给观众品尝。他说，“这个花生好吃，就好比一滴水，它能折射出七彩的光来”。工业反哺农村，“有机农业”就是钥匙。
此前不久，在温铁军的推动下，翟城合作社[HeZuoShe]由134户翟城村民[CunMin]自愿参加，韩五全也成为第一批报名的农户。由于夏耕资金紧张，每户只交纳了100元股金，并一人一票，选举成立了理事会。作为监督，同时投票成立了监事会。
如果不看内部的选举、协商、监督过程，从运营上看，合作社[HeZuoShe]就像一个[YiGe]初级企业，或者说“小商小贩”。理事会的事务，就是统购统销种子、化肥、煤炭，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给社员，并以市价卖给村民[CunMin]，从中获利。年底给社员“分红”。
温铁军坚持合作社[HeZuoShe]必须从统购统销做起，“慢慢磨”，打牢基础，才能够有点收益。“大家要先忍得住，只有我们忍了两三年之后，才能告诉他们(城里人)说合作社[HeZuoShe]的产品是最安全的。两三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YiGe]基本队伍，就成立市民消费协会。”
但他的计划进展并不顺利。村民[CunMin]们觉得，知识分子们的“有机农业”试验[ShiYan]，太过理想化了。夏天，杂草在试验[ShiYan]田的路边疯长，温铁军坚持“生物防治”，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来杀虫。学院在试验[ShiYan]地里种的西瓜，被描述成“一丈来深的草里，长出拳头大小的西瓜”。大学生和志愿者们挨家挨户上门，劝说村民[CunMin]不要使用农药，从者寥寥。学院建的生态厕所、“地球一号”生态建筑，被村民[CunMin]讥为“土屋”。
质疑声四起。村民[CunMin]们说，乡村建设[JianShe]学院是“玩虚的”：晏阳初在定县，还搞了猪品种改良，搞西红柿、大花生，搞优质棉花育种，但学院只看到不停地建房子，没有实际的效益。
在统购统销的过程中，合作社[HeZuoShe]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几位理事到保定买农药，在集体购买中他们“顺便”捎回了自家那份，省下了批发价和合作社[HeZuoShe]价中的差价。此事引发社员不满，认为是“以权谋私”。几人后来都被罚款，但社员间的信任关系也受到破坏。直到2007年学院停办，社员们对理事会的信任也没有完全恢复。
“伙计好搭心难保”。韩五全说，尽管合作社[HeZuoShe]有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但社员们还是很难完全相互信任。社员们尝试了承包制，把合作社[HeZuoShe]的统购统销任务，承包给一个[YiGe]人来做，只交给合作社[HeZuoShe]定额管理费。但这样一来，理事会、监事会彻底成了虚设。
农民[NongMin]搭伙办村企之殇
韩五全不是第一次感慨“搭伙计”难，事实上，他曾是五户农民[NongMin]合办的纸箱厂的“老板”，20多年经营的浮沉，让他感叹农民[NongMin]之间“合作很难”。
1984年，就在“土地[TuDi]下放”后没多久，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大大降低了农民[NongMin]办企业的门槛。原来社队企业中的技术、业务人员纷纷自立门户。翟城村所在的定县地区乡镇企业“狂飙突进”，2年内数量“三级跳”，从1057家飙升至9567家，再到22413家，从业人数8万多人。
这一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通讯》上首次出现“农民[NongMin]工”一词。在《保定日报》对徐水县5户农民[NongMin]合办文具厂的报道中，也出现了“农民[NongMin]工人”的用语。一位厂里的青年女工自豪地向记者说道：“我们坐着操纵机器，冬有煤火，夏有风扇，冻不着、热不着、累不着，一天八小时，是地道的‘农民[NongMin]工人’，比你们当干部的不赖吧？”
在翟城村，面粉厂、砖窑厂兴旺起来，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另一重要出口。一些原本出门的村民[CunMin]，也被吸引回村办厂、打工[DaGong]。“出门在外‘搞建筑’，总觉低人一等。像讨饭一样，背个大包行李，破破烂烂的，火车上乘客都让着走。因为念过书，觉得这行业受人看不起，才回来搞面粉厂。”村民[CunMin]说。
1987年，重新回乡的韩五全、米金水等5户农民[NongMin]一起，凑了八九万元，在翟城村里合办了纸箱厂。80年代后期，正是保定地区掀起“种桃热”的时期，“要致富，种桃树”。连山跨河，栽了数万亩。翟城村邻近的东旺乡，就是一个[YiGe]上万亩的桃树基地，收获季节，桃农们成了纸箱厂最大的客源。
“可算是挣了3年大钱！”村民[CunMin]米金水说，纸箱厂的利润一路上行，从8万元到10万元、20万元，最高的一年挣了40万元。来拿箱子的都要排队，晚上都等着，订好一个[YiGe]拉走一个[YiGe]。鼎盛时，纸箱厂招用工人20多人，计件工资开到了400元。
“很辉煌，很狼狈。”韩五全回忆说，正是1990年的那场“桃灾”，给翟城村纸箱厂带来重创。加上欺行霸市、交通拥堵等问题，桃子太多，而销售渠道则越来越窄。生意开始急转直下，五个合伙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开始出现。
“搭了十年的伙计，各有各的想法，胳膊都往外拐。”韩五全举个例子说，有的合伙人下雨时先想着收自己的小麦玉米，不到厂里去收纸箱，让人心寒。他们也尝试过用承包制的办法以解决分歧，但纸箱厂最终还是倒闭了。
“关系不好处是根本。”韩五全说，计划得很好，但都顾得自己再顾别人，这是农民[NongMin]合伙搞企业的大问题。用一句老话说，“伙计好搭心难保”。
年轻人的打工[DaGong]热潮
留守在土地[TuDi]上的发展空间越发逼仄，更多村里的年轻人选择了出外打工[DaGong]。
一股暗流实际上在“土地[TuDi]下放”之前就已存在。定县原有出门“搞建筑”的传统。据一项社会学调查统计，1934年定县离村者就有一万多人，近七成从事建筑、筑路等苦力。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TuDi]下放”前，村里对外出务工“不支持，不反对”，但一个[YiGe]劳动力要按200工分交费，每天能拿2块钱，除掉给生产队的8毛，净挣一块二。
1982年包产到户后，出门打工[DaGong]的潮流沛然兴起。生产队一解散，剩余劳动力凸显，越来越多人想出门，“搞建筑”更成“香饽饽”，进建筑队得“走后门”。这一年开春，17岁的韩二军攥上40斤粮票、一点布票，跟着村里100多人的队伍出了门，到1300多公里外的甘肃清水县“搞建筑”。他坐了三天四宿的火车，到工地上，学开搅拌机。
“10个月就挣了900元。”韩二军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年拿工资时特别骄傲。这笔数目有多大？“娶媳妇都花不完！”正月一过，他就到天津拜了师傅学艺，最后成为一名瓦工。此后30年间，他呆过的工地不下40个。
在翟城村，几乎每一个[YiGe]男性劳动力都有出门打工[DaGong]的经历。青年们一般在婚后出门打工[DaGong]。为了照料土地[TuDi]和老幼，新娘们很少一起出门。200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村外出的男性劳动力715人，女性仅21人。她们成了村庄活动的主力，耕种田地、选择作物，管教子女，孝敬老人。在子女逐渐长大的近20年时光里，丈夫们每年腊月成群地从各省返乡，正月十五后再度远行。如同一群反季节的候鸟。
出门打工[DaGong]的劳动力，提供了乡村建设[JianShe]的重要资金来源。1996年，村庄进行街道改造，截弯取直，建成十字大街，“包工头”捐得最多，打工[DaGong]者也出了大力。村里最近新建的幼儿园，也是通过多方集资建成。
94岁高龄的米庆林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之一。当年，晏阳初来到村里普及平民教育，他只有15岁，跟着学读书写字，念“平民教育国之根”。米庆林说，30年来，村里最大的变化还是通了自来水、修了水泥路。老人的孙子一年出去7个月，挣回5万块钱，“我们赶上国富民强，享了福了”。
北京奥运前后，花木产业勃兴。翟城村超过六成的土地[TuDi]都种上了花木，供应城市绿化。出门的村民[CunMin]把土地[TuDi]转包给种植大户，土地[TuDi]日益集中起来。在附近的小流村、王习村开始出现专门的劳务市场，大的规模有上千人。
被打工[DaGong]改变的邻里关系
大量劳力的外出打工[DaGong]，使得邻里劳动关系也悄然生变。以往，村民[CunMin]们田地里有活，往往会在邻里之间喊一声“攒忙去”，大家就帮着到地里干活。村委副书记米锁忠说，就在这几年，在劳务市场兴起的同时，“攒忙”活动也越来越少，逐渐变成了村民[CunMin]之间的相互雇佣。
“时间都是拿来挣钱哩，种地也是为了挣钱，怎么好意思叫大家去攒忙？”米锁忠说，大伙开始相互雇工，开始时十几二十块钱，后来慢慢多起来，今年是60元一天。“日工磨，包工快”，慢慢又有了包工，平均一天能挣100多元。
花木经济的繁荣，让翟城村的妇女们也有了一技之长。随着小孩的长大，家庭压力减小，加上土地[TuDi]可以转租，她们也开始成群结队地出门，成为季节性的花木工人。
2011年12月4日，刚刚回到翟城村的韩二军，冒着小雪外出串门，几个外出回来过年的村民[CunMin]围着炉火喝烧酒聊天。几天前，他还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的一个[YiGe]偏僻地方，在零下19摄氏度的气温里干活，工地上呵气成冰。在那里，工人奇缺，瓦工一个[YiGe]月能挣9000块钱。
那是地处偏僻、气候恶劣、劳动力稀缺造就的打工[DaGong]“天堂”。韩二军说，温度太低，一年只有7个月能干活。村里人都知道这个门道，每年五一节后，山里的积雪化冻，散落在北京、石家庄等地的翟城村人就开始向内蒙古偏僻的山沟里汇集。气温越来越冷，工资也越提越高。
有村民[CunMin]就取笑他：“打工[DaGong]都没有保障，从现在干到60岁，得攒够100万才够养老。你够不够？”韩二军楞了一愣，盘算着自己今年45岁，15年干下来，“还是有希望”。于是宽了心，几个人碰了杯，各喝了一大口烧酒。
■乡建名村翟城
翟城村所在的定州市，民国时期名为定县，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进行“定县试验[ShiYan]”之地，名噪一时。1926年，留美归来的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平教总会)在定县开展了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JianShe]运动。作为乡村建设[JianShe]试验[ShiYan]的肇始之地，翟城村在中国第一个[YiGe]成立了农民[NongMin]合作社[HeZuoShe]。当年，学者们在这座试验[ShiYan]基地里种棉花、育种猪，普及平民教育，并向整个华北推广，却因抗日战争而中断。
社会学家李景汉在此留下了名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出版)，内容涉及定县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组织、人口、健康与卫生、农民[NongMin]生活费、乡村娱乐、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他在书中写道：“定县是一个[YiGe]天然完美的农业地。从地势上看，定县全境是一个[YiGe]坦平无阻的平原，占据着河北大平原的东部，不见山峦，只有康庄大道、绿野平畴。”
2003年，三农学者温铁军希望给村庄带来另一种变化。“搞新农村建设[JianShe]，要让三要素回流，让农民[NongMin]稳定在农村。”“秀才下乡”搞的乡村建设[JianShe]引起全国媒体关注，聚光灯下，温铁军表示，想把翟城村建成新农村的样板。秀才们给农民[NongMin]上课，唱《团结就是力量》、建农民[NongMin]合作社[HeZuoShe]。2007年，这座热闹的晏阳初乡村建设[JianShe]学院却被宣布为“非法办学”。
●参考资料
《定州志》、《保定日报》(1984～1990)、《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潘鸿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从晏阳初到温铁军》(孟雷著，华夏出版社)
总策划：黄常开、庄慎之
总统筹：王钧、南香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潘劲松 分组统筹：韩福东
□南都记者 黄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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