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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被篡改的列宁[LieNing]遗嘱》,(俄)尤·阿·布拉诺夫著. 张志强、赵志鹏新华出版社,1999.1

　　篡改列宁[LieNing]政治“遗嘱”的秘密产生于列宁[LieNing]开始口授自己的《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的日子里。在随后的年代里，直至前不久，一直有种说法，即列宁[LieNing]在1922年12月最后几天口授的内容[NaRong]后来被歪曲了，但是却没有能用文件[WenJian]证实这一点的直接事例。最终这种事例还是出现了。它们说明，斯大林[SiDaLin]在从列宁[LieNing]秘书处得到列宁[LieNing]口授内容[NaRong]的文本后有机会对其加以编辑。借助于文件[WenJian]的原件就可以证明其中的一次。下面的陈述目的不仅仅是确认篡改载入史册的列宁[LieNing]《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这份文件[WenJian]的事实，而且还要查明导致这种做法的原因。

　　1970年，一页手稿从苏共中央总务部转到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LieNing]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该手稿是列宁[LieNing]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起始部分的笔录。这份文件[WenJian]的珍贵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众所周知，《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所包含的全部内容[NaRong]都是根据打字稿发表的。而这里谈论的这份文件[WenJian]是手写稿，它是由阿利卢耶娃*亲手记下来的。可见，目前这是列宁[LieNing]秘书处工作人员亲笔记下来的、列宁[LieNing]在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内容[NaRong]的唯一手稿原件。

　　[* 娜·谢·阿利卢耶娃（1897-1932），斯大林[SiDaLin]的妻子，参与了《值班秘书日志》的记录[JiLu]工作。正是她在1922年11月21日最先开始记这个日志的。她在日志中做的笔录是1922年12月21日中止的。很突出的一点是，接下去由沃洛季切娃做的笔录日期为1923年12月23日（见《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第457-473页）。]决定文件[WenJian]手稿珍贵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内容[NaRong]与《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文件[WenJian]不同。

　　不同点有两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打字稿是这样的：

　　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DaiBiaoDaHui]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DaiBiaoDaHui]注意，在一定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LieNing]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JiLu][1]（此注见书后“注释”，以下类同）

　　请注意打字稿的第四段。*这一段说：“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DaiBiaoDaHui]注意，在一定的条件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作者标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 此处和下面提到的打字稿均指的是《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343-344页）上发表的《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的记录[JiLu]稿。]

　　在手写稿中没有划线部分的话。这是同一份文件[WenJian]手写稿与打字稿之间的第一个不同点。当然，有还是没有上面划线部分的话会大大改变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对比一下第五段的打字稿与手写稿，那么句子意思的改变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