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从加米涅夫发来的便函中得知列宁[LieNing]给托洛茨基的这封信以后，斯大林[SiDaLin]就开始阻挠这一行动。在1922年12月22日那天，加米涅夫写信给斯大林[SiDaLin]：

　　约瑟夫：

　　今天晚上托洛茨基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收到了老头子的便函，老头子对全会通过的关于外贸的决议表示满意。不过，他请求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分组会上就此问题作报告，从而为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打下基独。看来，目的是要加强这一立场。托洛茨基未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请求将这个问题转达给中央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筹委会。我答应他将此事转告你，所以就这么做了。

　　你的电话打不通。

　　我打算在我的报告中及时汇报中央全会决议的情况。握手。列·加米涅夫。

　　我打算明天来，因为写报告用的材料大多了，搞得我连它们的调子都分不清了。列·加。[8]

　　斯大林[SiDaLin]马上就回了信：

　　1922年12月22日

　　加米涅夫同志：

　　便函已收到。我认为，应该仅限于在你的报告中表态，不要在分组会上展示老头子是如何在费尔斯捷尔绝对禁止的情况下与托洛茨基通信的。约·斯大林[SiDaLin]。[9]

　　在这一天，斯大林[SiDaLin]竟然“十分粗鲁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甚至“不体面地谩骂和威胁”。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信给加米涅夫：

　　12月23日

　　列夫·鲍里索维奇：

　　经医生许可，我记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短信。斯大林[SiDaLin]昨天因为这件事竟然十分粗鲁地对待我。

　　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我从未听到过一位同志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的利益和伊里奇的利益的程度并不亚于斯大林[SiDaLin]。现在我需要最大的自制力。我比任何一位医生都清楚什么该对伊里奇说，什么不该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激动，什么不会。不管怎样，我比斯大林[SiDaLin]更清楚。我把您和格里戈里当作弗·伊的亲密同事，我请求你们采取措施，以免我的个人生活受到粗暴干涉，以免我受到不体面的谩骂和威胁。我不怀疑受到斯大林[SiDaLin]威胁的监察委员会将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没有能够花在对付这种无聊勾当上的精力和时间。我也是活生生的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点了。娜·克鲁普斯卡娅。[10]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斯大林[SiDaLin]12月23日从沃洛季切娃送来的文件[WenJian]（《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第一部分）中得知，列宁[LieNing]建议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且“在这方面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托洛茨基12月24日给斯大林[SiDaLin]发去一封信，信中提出了自己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方案。他此时还不知道，列宁[LieNing]已经“在一定条件下”同意了这个方案。

　　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1922年秋天，列宁[LieNing]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一致，但却与斯大林[SiDaLin]解决这个问题的立场相对立。

　　对有关上述种种情况的文件[WenJian]加以分析便使人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斯大林[SiDaLin]的地位已面临遭受沉重打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SiDaLin]的个人利益对他来说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他下决心要改变列宁[LieNing]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便函的内容[NaRong]。结果，在上面提到的古比雪夫收到的那批文件[WenJian]中，恰恰就出现了在《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那个“正式”记录[JiLu]文本。这绝非偶然。

　　文本很可能是在1922年12月24日至29日期间被“编辑”了。这几天中央委员们看了托洛茨基的信。托洛茨基在信中陈述了自己关于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立场。斯大林[SiDaLin]参加了列宁[LieNing]和托洛茨基就此问题主持的讨论会。[11]众所周知，列宁[LieNing]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到1922年12月已经互相接近了。[12]

　　在1923年1月间，斯大林[SiDaLin]和托洛茨基就国家管理问题曾多次交换信件。斯大林[SiDaLin]认为，国家机关应由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来领导。按照他的意图，增加到5人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团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都应该归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领导。与此同时，斯大林[SiDaLin]建议托洛茨基担任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主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而按照托洛茨基的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担当统筹和领导国家经济机关工作的角色。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接受国家计委主席的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席）。由于打算实现自己的设想，而且显然在谋求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所以托洛茨基拒绝了斯大林[SiDaLin]建议他担任的职务。

　　得到列宁[LieNing]支持的托洛茨基关于国家计委起特殊作用的想法，以及列宁[LieNing]预见到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SiDaLin]个人之争的尖锐化，卷入了这种纯粹的行政计划。在1922年12月23日对托洛茨基关于改组国家计委的建议总体上表示赞成以后，列宁[LieNing]在12月27日的信中具体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托洛茨基不应该当国家计委主席，因为“现在在这里把个人问题同原则问题过分紧密地牵扯在一起了”。[13]

　　这几天也把列宁[LieNing]12月23日的口授记录[JiLu]拿给托洛茨基看了。按照斯大林[SiDaLin]的旨意，记录[JiLu]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个文本。

　　在让托洛茨基看“编辑过的”列宁[LieNing]口授记录[JiLu]的同时，斯大林[SiDaLin]实施了另一个行动。其目的是不让托洛茨基了解斯大林[SiDaLin]从列宁[LieNing]秘书处得到的情况（因为托洛茨基在收到列宁[LieNing]的第一封信以后无疑会等着后面的来信）。斯大林[SiDaLin]的行动完全可以解释清楚：列宁[LieNing]对他视之为俄共（布）中央的两位“杰出领袖”所作的评价明显有利于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SiDaLin]。[14]

　　有关列宁[LieNing]政治“遗嘱”问题的书籍往往以不同的形式断言，虽然列宁[LieNing]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斯大林[SiDaLin]，可能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不仅看到了1922年12月23日的记录[JiLu]，而且还看到了列宁[LieNing]后来口授的其他所有记录[JiLu]。[15]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份文件[WenJian]可以使人直接下结论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SiDaLin]不同，他能了解全部情况。《真理报》1988年2月26日刊登了以“列宁[LieNing]遗嘱”为题的瑙莫夫答记者问（续篇登在3月25日）。该文仅提出了托洛茨基是否了解1922年12月下旬的列宁[LieNing]“遗嘱”内容[NaRong]这个问题。后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LieNing]主义研究院对瑙莫夫“含糊不清”的言论作了如下澄清：有人在1988年2月2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看法（作者标注）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24年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将”遗嘱“转交俄共（布）中央的日子——作者注）前，极有可能是在1922年12月29日前，已经了解了某些笔录（列宁[LieNing]的口授笔录——作者注）的内容[NaRong]”。此文发表后，苏共中央自然而然收到大批读者来信，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具体是谁在1922年12月秘密阅读了“遗嘱”？瑙莫夫的答记者问显然令人推测，托洛茨基了解“遗嘱”的内容[NaRong]。《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发表了两封信（1922年12月29日福季耶娃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加米涅夫给斯大林[SiDaLin]的信）。编者按中说：“刊登的加米涅夫和福季耶娃的信会在某种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16]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LieNing]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经验丰富的档案专家在发表这两封信时措辞如此谨慎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公布的文件[WenJian]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是否阅读过列宁[LieNing]“遗嘱”？对一些文件[WenJian]加以分析便可确定事情的如下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