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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篡改列宁遗嘱上台？--中国年鉴网(4)
福季耶娃写道：
22年12月29日。沃洛季切娃记录[JiLu]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于12月23日星期六转给了斯大林[SiDaLin]同志。可是，在转交信件后才搞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是，这封信要严密保存在档案中，只有他或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才可以启封，而且应该在他去世后再给人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信，他在口授信件时向沃洛季切娃指出了这一点。今天，12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又问是否在信上做了相应的标注，再次说，这封信只有在他去世后才应该公诸世人。考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我觉得不能告诉他犯了一个错误（作者标注），于是就让他相信，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他的要求已经完成。
我请求已经了解这封信的同志们在以后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千万不要透露所犯的错误，不要让他有任何根据来推测信已被人知道。我还请求把这封信同谁也不应该知道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笔录一样看待。22年12月29日。莉·福李耶娃。[17]
在向斯大林[SiDaLin]通报此事时，加米涅夫直接就在福季耶娃的声明后面写了以下文字：
斯大林[SiDaLin]同志：
莉·亚·福季耶娃同志今天（12月29日）23点来到我这里，先是口头，然后书面作了上述声明。我认为需要让已经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件内容[NaRong]的中央委员看看这个声明（据我所知，托洛茨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你已了解信的内容[NaRong]）。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或暗示过这封信。我认为，上面提到的几位同志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有哪位同志同其他中央委员谈到过信的内容[NaRong]，那么福季耶娃同志的这个声明也应该让有关同志知悉。加米涅夫。[18]
从福季耶娃的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她写道，在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期间，从列宁[LieNing]秘书处发给斯大林[SiDaLin]的只有12月23日的《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开头部分。从加米涅夫在福季耶娃的“声明”上的附笔中可以看到，了解这个文件[WenJian]（仅此文件[WenJian]）的有加米涅夫本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SiDaLin]。可见，福季耶娃、加米涅夫和斯大林[SiDaLin]给历史留下了一份文件[WenJian]，它证明，只有12月23日的笔录“错误”地从列宁[LieNing]秘书处发到了中央委员会。可是，如果像沃洛季切娃12月23日在《值班秘书日志》中记录[JiLu]的那样，列宁[LieNing]未下过任何有关保密的指示，那么她的错误又何在呢？
从沃洛季切娃的证词来看，她1922年12月24日才得到这一指示。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个证词，不过现在要指出，其他一些史料也记下了让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看列宁[LieNing]“遗嘱”（12月24日至25日的笔录）的事实。
前面已经指出，在1923年5月前，古比雪夫和加米涅夫已经知道了列宁[LieNing]“遗嘱”的内容[NaRong]。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据。在1923年8月，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曾与斯大林[SiDaLin]通信。有关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详谈，现在要指出的是，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知道列宁[LieNing]“遗嘱”的内容[NaRong]，而斯大林[SiDaLin]却干脆写道，他对列宁[LieNing]“遗嘱”一无所知。[19]总之，了解1922年12月23日笔录内容[NaRong]的人如下：斯大林[SiDaLin]、布哈林、托洛茨基（他得到的是已经编辑过的文本）、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加米涅夫。被史料确认了解1922年12月24至25日笔录内容[NaRong]的人要少得多。这些人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古比雪夫、加米涅夫。
1922年12月，古比雪夫是中央书记。中央书记能否不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总书记汇报他收到的文件[WenJian]的情况呢？很清楚，他不能。但是，仍然无法用文件[WenJian]来确认在1922年12月24日至29日期间将列宁[LieNing]的文件[WenJian]从列宁[LieNing]秘书处转交给斯大林[SiDaLin]的事实。
不过，《值班秘书日志》证明，列宁[LieNing]曾两次告诫沃洛季切娃：第一次他告诫她12月24日的笔录要保密，第二次他这样做是在12月29日，福季耶娃书面指出了这件事。只标注着靠后的这个日期的文件[WenJian]到了古比雪夫手里（这意味着也到了斯大林[SiDaLin]手里）。12月29日晚上，斯大林[SiDaLin]用手中的文件[WenJian]向托洛茨基解释，已不可能再得到列宁[LieNing]以后的口授笔录。
针对托洛茨基手中的文本（经过编辑的12月23日的笔录）、斯大林[SiDaLin]采取了一个使它无法与原件核对的行动（与此同时，了解这个文本原有内容[NaRong]的人，例如克鲁普斯卡娅，也都不再提及此事了）。斯大林[SiDaLin]采取的行动是，把福季耶娃的声明文本发送给托洛茨基，并在上面亲手写上：“已阅。斯大林[SiDaLin]。仅送托洛茨基同志阅。”托洛茨基也亲笔在声明上写道：“已阅。我当然未向任何一位中央委员谈起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托洛茨基。”[20]需要指出的是，据我们所知，托洛茨基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这件事。他很可能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明白，在这件事上斯大林[SiDaLin]让他上了当。
为人所知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它证明，托洛茨基在1922年底没看过列宁[LieNing]的口授记录[JiLu]，更不了解这些记录[JiLu]中有列宁[LieNing]就他非常感兴趣的国家计委问题发表的见解（列宁[LieNing]在12月27日口授了有关内容[NaRong]）。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6月2日把这个口授记录[JiLu]转交给了季诺维也夫（有关内容[NaRong]详见下文）。在此之后，作出了将其散发给政治局委员的决定。1923年6月8日，托洛茨基对中央秘书处说，他尚未收到这份文件[WenJian]。[21]
总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LieNing]主义研究院在1991年4月以前公布的文件[WenJian]及研究人员加的文件[WenJian]注释未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是否看到过列宁[LieNing]“遗嘱”？
不过，一批新文件[WenJian]在1992年4月为大众所知。如果将其中的一个信息与以前公布的信息加以比较，那么在我们看来，它可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斯大林[SiDaLin]在1922年12月看了列宁[LieNing]的“遗嘱”后，向托洛茨基隐瞒了“遗嘱”。同时他歪曲了列宁[LieNing]的第一份口授记录[JiLu]，也就是说，他进行了篡改。
注释
[1] 《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第343、344页；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打字文本副本，全宗2，目录1，文献24047；阿利卢耶娃的手稿副本。
[2] 《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第344页。
[3]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2，文献790，第1页。
[4] 《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第474页。
[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目录4，文献1，第141页。
[6] 《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第710页。
[7]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1页。
[8] 同上。
[9] 同上，第192页。
[10] 同上。
[11] The Trotsky's Papers1917-1922年, Vol.Ⅱ, 1971年，第578—582页。
[12] 《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第349—353页。
[13] 同上，第350页。
[14] 同上，第345页。
[15] 《真理报》，1988年2月26日，瑙莫夫答记者问，题为《列宁[LieNing]遗嘱》，续篇见1988年3月25日《真理报》。
[16]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期第157页。
[17] 同上，第157、158页。
[18] 同上，第158、159页。
[19]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第205页。
[20]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期第157页。
[21] 《托洛茨基文献资料汇编》，《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923—1927年》第一卷，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