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打字稿第五段是这样的：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作者标注）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手写稿中，最后一句的结尾是：“……对党的所有‘评判人’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用了“前途”（在打字稿中不带引号）一词的句子虽然严整，但却是被篡改过的。这句话是按照“遗嘱”的特性加以编辑处理的。用了“评判人”一词的手写稿（这个词在稿中加了引号，这并非偶然）则符合公文的特性和风格。

　　列宁[LieNing]到底称哪些人为“评判人”呢？列宁[LieNing]1922年12月24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中的如下内容[NaRong]对此作了回答。该部分内容[NaRong]是从这一段开始的：“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2]

　　在这段文字中（它在意思上和形式上都与上一段紧密相联），列宁[LieNing]把“评判人”具体地点了出来——奥登堡。在这个名字的后面是寄希望于在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复仇的政治侨民的代表人物。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前途”一词），文章的表述风格是转文（要让我说，这是斯大林[SiDaLin]风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典型的政论风格、列宁[LieNing]的风格。

　　关于为什么、出于什么原因对列宁[LieNing]的文章加以“编辑”，将在下面陈述。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另一份同样需要给予简要说明的史料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存有一套集成一卷的文件[WenJian]，这是在1956年筹备出版列宁[LieNing]的“政治遗嘱”期间收集的文件[WenJian]。文件[WenJian]中附有一张卡片（原件），上面写有如下文字：“莫斯科，1923年6月7日，呈报加米涅夫同志，现寄出古比雪夫同志答应为党的档案馆提供的材料。”（签名无法辨认）[3]

　　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寄出的“答应提供的材料”，是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列宁[LieNing]口授内容[NaRong]记录[JiLu]的几页打字副本。最初，这些材料中曾有1922年12月24日至25日的口授记录[JiLu]（“遗嘱”）。以下情况可证明，这份记录[JiLu]后来被收走了。列宁[LieNing]的文件[WenJian]副本附有一张目录。例如，关于12月23日的记录[JiLu]内容[NaRong]是这样写的：“向党代表大会[DaiBiaoDaHui]提出两个建议。1.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至100人（作为加强中央稳定性的措施）。1.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托洛茨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在“目录”中还可看到：“第二封信。1922年12月24日。展开谈第一个建议：关于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评述）。”

　　可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结束后不久，古比雪夫在认真研究了列宁[LieNing]的口授记录[JiLu]后将它们交给了由加米涅夫控制的档案馆。这件事发生一年后，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向中央委员会正式转交了列宁[LieNing]的文件[WenJian]副本。按照党的所有正式文献的说法，这些文件[WenJian]此前遵照其作者的意愿一直“精心”保存在列宁[LieNing]秘书处和列宁[LieNing]的亲友那里，而且装在用火漆加上封印的信封中。

　　综上所述，现在来论证一下本章开头提出的论点。在历史学家当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列宁[LieNing]决定不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了解自己1922年12月23日第一次口授的内容[NaRong]。依我看，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起初列宁[LieNing]准备给即将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DaiBiaoDaHui]发去好几封信——他通常都是这样做。但是，斯大林[SiDaLin]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具体行动迫使他作出了另外的决定。

　　实际上，在《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引人注目的是列宁[LieNing]向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发出呼吁的形式本身。他用了这样一些词语：“想同你们谈谈”，“我想提请”，“我想”。换句话说，尽管健康状况极为糟糕，列宁[LieNing]（就像在党的十一大召开前那样）还是开始了起草给例行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政治报告的工作。*

　　[*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DaiBiaoDaHui]召开前夕，列宁[LieNing]也病了。1922年3月23日，在十一大开幕前3天，他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附上了自己提交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报告的提纲，并请求在全会上批准这个提纲。他还宭求尽可能不安排他参加全会。3月27日，列宁[LieNing]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第60-62页。]

　　他估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DaiBiaoDaHui]开幕前时间还足够，政治局来得及研究他的建议。与此同时，列宁[LieNing]仍然希望能够恢复健康并参加代表大会[DaiBiaoDaHui]。**应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4分钟时间里口授自己的又一封信时，他未作任何指示，包括自己的口授内容[NaRong]要保密这样的指示。沃洛季切娃在值班秘书日志中对这一事实做了如下确认：

　　[** 据《值班秘书日志》证实，1923年1月29日，列宁[LieNing]问医生，他能否于3月30日在代表大会[DaiBiaoDaHui]上讲话。医生作了否定的答复，不过允诺说，到这一天“他会站起来”。——见《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第477页。]

　　12月23日（玛·阿·沃洛季切娃记）

　　8点过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我去他的住所。口授了4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请记吧！”口授得很快，但他的病状仍感觉得出来。结束时问今天是几号。还问我为什么脸色这样苍白，为什么没有参加代表大会[DaiBiaoDaHui]，对占了我本来可以出席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时间表示遗憾。此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4]

　　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12月24日，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而且是在斯大林[SiDaLin]的安排下发生的变化。在《弗·伊·列宁[LieNing]发文及指示登记簿》（1920年9月至1924年1月）上，12月23日的第8628号记录[JiLu]写道：“送斯大林[SiDaLin]（弗·伊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5]这个记录[JiLu]证明，《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的第一部分当天就到了党的总书记的手中。12月23日看了列宁[LieNing]的信以后，斯大林[SiDaLin]利用负责保持医生为列宁[LieNing]规定的作息制度的权力，于12月24日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斯大林[SiDaLin]。根据作出的决定，允许列宁[LieNing]口授其“文书”，但规定他“不应等候答复”。与此同时，还切断了有关“政治生活”的一切信息。*[6]

　　[* 1922年12月18日的中央全会决议中说：“由斯大林[SiDaLin]同志承担在与工作人员个人交往及信函往来方面隔绝（作者标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个人责任。”——见《苏共中央通报》1939年第12期第191页。]面对新出现的情况，列宁[LieNing]决定将自己的口授记录[JiLu]全部作为密件。这样就出现了对政治局委员和皮达可夫的评价，这些评价后来作为列宁[LieNing]的“遗嘱”载入史册。除了个人鉴定的各种作用外，在这里还有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列宁[LieNing]分析和评价了当时政治局内的各种力量对比情况。

　　1922年12月23日至31日，列宁[LieNing]继续坚忍不拔地起草党中央提交第十二次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政治报告。在口授《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所包括的那些秘密文件[WenJian]时，他认为这些文件[WenJian]与自己准备发表的几篇文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材料加在一起应该构成他的政治报告的内容[NaRong]。

　　显然，斯大林[SiDaLin]也清楚这一点。为以防力一，在充分了解列宁[LieNing]的健康状况、情绪和举动的情况下，斯大林[SiDaLin]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导致斯大林[SiDaLin]篡改列宁[LieNing]文件[WenJian]的情况。斯大林[SiDaLin]与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开始发生公开冲突对此起了推动作用。

　　事情的发展经过如下。

　　1922年12月21日，经费尔斯捷尔教授许可，克鲁普斯卡娅记录[JiLu]下了列宁[LieNing]的一封信，并把它发给了托洛茨基。应列宁[LieNing]的请求，托洛茨基在外贸垄断问题上坚持着他们的共同立场。这封信中说：“不要停止不前，要继续进攻”，为此要准备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收到信以后，托洛茨基便开始按列宁[LieNing]的请求行事，不过表现得很谨慎。[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