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积极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与以往医患纠纷或由双方协商“私了”、或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调处不同，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建交付司法局系统。与此同时，一个由医学、法学、心理咨询等三方面高素质专业人员组成的900余人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他们将向调解员出具鉴定意见书。专家团的“聘、用”同样由司法局下属的医调办负责。

　　近年来，医患纠纷频仍，有些病患家属在医院闹事，甚至对医生进行人身伤害。一些医生因担心医治失败引发纠纷以及由此产生的“麻烦”，而对医疗手段、医疗方案的选择产生犹豫，尤其是在病人情况危重之时。

　　新机制让很多老百姓觉得更“公平、公开、公正”。对医生来说，新机制能不能让他们在面临“1%的希望，敢不敢救”的选择时，更加冷静？本报昨天采访了退休医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员以及公共政策研究专家等人士。

　　嘉宾：退休医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员 杨新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 梁鸿 普陀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筹)首席调解员 任有余

　　“1%的希望”首先意味着风险？

　　梁鸿：“一线生机，敢不敢救”，这个命题在理论上不成立。因为医学救治遵循的是安全原则而非冒险原则。从医学伦理上讲，安全原则的出发点在于尊重病人，而不是把病人作为一个试验品。

　　抢救时，医生有必须要遵循的抢救原则和一套严密的抢救流程。临床手术没有100%的成功率，所以医生要视自己的能力和病人的情况来作出安全性判断，并征得家属同意签字后才进行手术。

　　杨新宁：但在具体事件中，可能没那么简单。我曾经遇到过真实的案例。一个年轻人主动脉上生了一个瘤，随时可能破掉。在抢救过程中，医生按照抢救程序告知患者家属，手术的死亡率高达99.9%。情急之下，家属跪求医生动刀。但当手术真的以失败告终时，家属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认为医院要对手术结果负责。

　　“1%的希望”其实意味着任何救治方案都是风险大于成功几率。病人家属却可能“选择性忽略”这一点。实际上，医疗上的风险应该由医患双方承担。如果一出事，患者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医院、医生，医方也会有怨气，最终受影响的还是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