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间听到钱伟长先生逝世的噩耗的。然后，和全国政协的许多领导一起，匆匆赶到上海，参加了钱老庄重而简朴的告别仪式。

　　其实今年早些时候，我已从上海大学[DaXue]的老同事那里得知钱老身体状况欠佳的消息。还记得去年春，钱老的办公室转来了他的一封信，希望中国工程院能帮助《20世纪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的编撰，配合做些科学家的资料收集工作[GongZuo]。久卧病榻的钱老还在关心这涉及千余位科学家史略的巨大编纂工作[GongZuo]，让我们都感受到了他那颗为了科学事业依然火热的心。他在信中就提到已经住院很久，身体每况愈下。由此，我对钱老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多了一些牵挂。本以为钱老的身体经过精心的医护会好起来，我还期待着能去祝贺老校长的百年华诞。然而，7月30日钱老去世的噩耗还是让人觉得太突然，无法接受这个伤心的事实。

　　送别钱老那天，龙华殡仪馆的里里外外站满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许多是自发来自祖国各地的悼念者，让我再次感到钱老的高尚人格的感召力、高山仰止的大师风范和虔诚的爱国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分量。钱老作为我的师长、领导、同事，其爱国、奉献、坚韧、创新的高尚品格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他的音容笑貌尚宛若眼前，往事历历在目。

　　和大家一样，我了解钱老也是从“三钱”开始的。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GongZuo]中，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这三位科学家因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的三钱”，从此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楷模。幸运的是，我与钱老有过共事、交往27个春秋的经历。和钱老的初次近距离交往，是在1983年初履任上海工业大学校[XueXiao]长后他到各系科调研时，但不久我便出国工作[GongZuo]。1984年秋，钱老赴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力学大会，我开车去把他接到瑞典家中休息两天，白天我请他去我所在公司参观考察，晚上彻夜长谈，他热切地敦促我早点回国，希望我能协助他推进上海工业大学[DaXue]（1994年以后合并为上海大学[DaXue]）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师资的科研水平。钱老深情地对我说：“国家[GuoJia]和学校[XueXiao]都需要[XuYao]你，我也需要[XuYao]你回去帮我一起管理学校[XueXiao]。”我深感此话的分量，国家[GuoJia]正在快速发展[FaZhan]，教育科研岗位需要[XuYao]我。于是我尽快结束了在国外的研究工作[GongZuo]，提前回国，回到我魂牵梦绕的大学校[XueXiao]园。1986年我从国外回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DaXue]副校长，几个月以后又被任命为常务副校长。在协助钱老管理学校[XueXiao]的那几年里，钱老和我经常为了学校[XueXiao]建设的方方面面开展持续的调研和座谈交流工作[GongZuo]。钱老总是十分关心与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密切相关的事。从师资队伍的建设、高端人才的引进，到与大型企业对接、承接大型项目；从学校[XueXiao]图书馆的建设、原版资料的选购，到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的配置；从教导学生[XueSheng]正确的学习方法，到鼓励教师学计算机、学英文，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学校[XueXiao]行政管理改革到育人环境和制度建设，钱老都密切关注。但钱老更加关注的是学校[XueXiao]教育理念的更新，管理队伍的思想观念的进步。

　　钱老到了学校[XueXiao]以后首先亲历而为的就是“拆除围墙，打开校门”。对外，钱老利用自己的影响，充分引入校外资源，包括从国外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或做兼职教授，他们中有陈省身、田长霖、任之恭、戴振铎、李政道、杨振宁等。这些国际大师的到访与兼职不仅为闭塞的校园带来了最新科技信息、活跃了学校[XueXiao]的学术氛围，更重要的是为大家传递了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促成上海大学[DaXue]逐渐具备现代大学[DaXue]先进的管理模式；对内，钱老是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尤其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引进，在当时人事、户口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为了广揽既能搞教学又能搞科研的人才，钱老常常是不辞辛苦，亲自登门造访。在钱老到任后的短短几年间，学校[XueXiao]就从清华大学[DaXue]、西安交通大学[DaXue]、复旦大学[DaXue]、中国科学技术大学[DaXue]以及多家科研院所引进了一批高水平人才，他们中有李三立、刘人怀、刘高联、蔡树棠、潘立宙、陈伯时、陈彬、张直明、周家宝、戴世强、傅克诚等，这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在国内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像上海工业大学[DaXue]这样原先师资基础薄弱的地方大学[DaXue]，在短期内能从全国各地、尤其是从著名大学[DaXue]和科研院所引进一批高水平人才，对于较快地提升学科水平、浓厚研究氛围、创立学术新风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