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FuQin]担任工作[GongZuo]时间最长的是从1954年9月到1966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是共和国一届人大由毛主席亲自任命的部长。1954年11月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看见他，很高兴地问：“马文瑞同志，你来了，上任了吗？”他回答：“开完政协会就去上班。”毛泽东风趣地说：“从今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那一年父亲[FuQin]42岁。

　　那时，父亲[FuQin]深感重任在肩，他调查研究确定劳动部门的职责任务，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工资[GongZi]、劳动力调配、劳动安全保护、社会就业和技工培训、锅炉安全检查等全都是关系到国民生计、千家万户的大事情。而这些工作[GongZuo]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为了担负起繁重的劳动工作[GongZuo]任务，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父亲[FuQin]日日夜夜加班加点，组织准备全国全面的工资[GongZi]改革。早在1948年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中就提出了“工资[GongZi]制度还是供给制度”的区别，预见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要实行工资[GongZi]制。1951年7月刘少奇曾经指出：“工资[GongZi]问题[WenTi]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WenTi]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YiGe]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WenTi]。”

　　全国工资[GongZi]会议于1956年3—4月在北京召开，讨论有关职工工资[GongZi]增加时机和提高的水平问题[WenTi]。1956年6月的工资[GongZi]改革方案实施之后，为防止领导脱离群众，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将领导干部的职务工资[GongZi]标准压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等工资[GongZi]定为一级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带头把工资[GongZi]标准由每月六百四十四元降到每月四百零四元八角。部长最高工资[GongZi]标准由每月四百六十元降到每月三百七十二元。在历次调级中，母亲因在同一个[YiGe]部的父亲[FuQin]手下工作[GongZuo]，从新中国成立初定级直到“文革”结束，从未被调级。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城后搞工资[GongZi]制没有理由，要废除工资[GongZi]制，提出：“六亿人民实行供给制。”分管劳动部工作[GongZuo]的李先念副总理好心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父亲[FuQin]。刚刚进行完工资[GongZi]制度改革才两年，又要“六亿人民实行供给制”，这个制度改革的弯子来得实在太急太大了。爸爸越想越感到问题[WenTi]严重、复杂，难以实施。经过几天反复思考，决定向陈云请示汇报一次。陈云没等他把话说完，便讲道：“毛主席让搞供给制，你不搞行吗？不然就又要开南宁会议了。你先搞个试点，先试试看嘛。”父亲[FuQin]与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商议后，在四川一个[YiGe]工厂搞起了改行供给制的试点。1958年秋，试点单位的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并不赞成恢复供给制。1958年11月，在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WenTi]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按劳分配的工资[GongZi]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但是问题[WenTi]没有根本解决。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八级工资[GongZi]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商品经济等，是发展还是限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在实际上从思想认识和理论上，酿下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苦果。

　　让我们[WoMen]难以忘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简”。由于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中央痛下决心搞精简职工。中央成立了五人小组，集中力量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党中央认定能不能贯彻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关键是看能不能完成精简任务。父亲[FuQin]主持的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繁重工作[GongZuo]任务，不分白天黑夜地紧张忙碌了近三年。到1963年9月12日，在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上，父亲[FuQin]发言说，在两年半精简中，共减下来二千六百多万人。除去同时增加的一千万人，净减约一千六百万人。节省开支七八十亿元。父亲[FuQin]发言刚结束，周恩来总结说：这是[ZheShi]一次名副其实的愚公移山，很了不起。全国平均五个职工减去两个，二千万呀，相当于一个[YiGe]中等人口的国家搬了家。精简任务是基本完成了，父亲[FuQin]也病倒了。李先念伯伯不无感慨地说过：“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

　　胡耀邦说：他是三中全会的一员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