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里，有一座不起眼的院子。院子不大，灰白的矮墙中嵌着一扇油漆斑驳的朱红门，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守在大门左右，给小院增添了几分幽静与肃穆。1974年，经过简单的修缮，茅盾[MaoDun]便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81年去世。

　　茅盾[MaoDun]自1916年8月跨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在中国文坛驰骋65年。他不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从一个[YiGe]侧面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然而，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却把截止时间定在1949年，也就是说，他仅仅回忆了前33年的文学历程。

　　茅盾[MaoDun]唯一的儿子韦韬，被他称为“大半生活中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人”。茅盾[MaoDun]去世后，面对社会上许多人对茅盾[MaoDun]回忆录只写到1949年的遗憾，他觉得自己[ZiJi]有责任，将所知道的爸爸[BaBa]的真实情况奉献给读者。同时，也让大家了解，爸爸[BaBa]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和心态。

　　山雨欲来

　　1949年2月，爸爸[BaBa]来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动员爸爸[BaBa]出任文化部长，爸爸[BaBa]不想做官，就婉言推辞。后来，毛主席又亲自找爸爸[BaBa]谈话，并答应为他找一个[YiGe]得力的助手，爸爸[BaBa]这才答应，而这一干就是15年。

　　我是1923年出生的，原本还有一个[YiGe]大我两岁的姐姐，但她1945年死于一次医疗事故。解放前，我一直在新闻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1958年调到了位于北京近郊的高等军事学院，妻子陈小曼也复员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WoMen]一直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文革”前夕，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很紧张。元旦时，我们[WoMen]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BaBa]妈妈[MaMa]家过节。妈妈[MaMa]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BaBa]当文化部长了！”

　　这事本在意料之中。1964年春夏之交，我们[WoMen]就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那时，我们[WoMen]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爸爸[BaBa]作为在位15年之久的文化部长“罪责难逃”。

　　不久，爸爸[BaBa]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爸爸[BaBa]从文化部离任后，报刊上就开始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PiPan]，对象是作协常务书记邵荃麟。“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观点，就是说，在强调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要重视对中间人物的描写，因为矛盾往往会集中在这种人的身上。爸爸[BaBa]参加了那次会议，还发了言，邵荃麟的观点其实就是爸爸[BaBa]的观点。

　　当报纸开始批判[PiPan]邵荃麟的时候，我们[WoMen]就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有人问：“中间人物论”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的？谁是发明者？言外之意，邵荃麟还有后台没有揪出来。

　　不久，我们[WoMen]又听说电影《林家铺子》被作为毒草批判[PiPan]，这部电影是夏衍根据爸爸[BaBa]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报刊上的批判[PiPan]文章开始涌现，《文艺报》还出版了批判[PiPan]专号。虽然批判[PiPan]的对象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冲着爸爸[BaBa]来的。

　　我们[WoMen]周末去看望爸爸[BaBa]，见到他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批判[PiPan]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我们[WoMen]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MaMa]。妈妈[MaMa]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爸爸[BaBa]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爸爸[BaBa]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在家时，爸爸[BaBa]把每天早晨半小时的打扫卫生列为自己[ZiJi]的“必修课”，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每逢女工休息日或妈妈[MaMa]身体不适，早起为上小学的孙女煮牛奶，晚上则负责封好蜂窝煤炉。对此，爸爸[BaBa]说：“人要经常活动筋骨，老坐着躺着容易僵化。我年轻时就吃了不爱运动的亏，现在老了想改难了，只能做做清洁工作了。”他像一块礁石坚强地面对一切，知道自己[ZiJi]应该相信什么、坚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