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50年开始做周总理[ZongLi]的口腔保健医生，当时年仅27岁，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YiYuan]做口腔科住院医师。我有幸到总理[ZongLi]身边工作，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超的医术，而是因为我父辈和总理[ZongLi]的深厚友谊。严格地讲，还是因为我母亲和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是同学。1923年，我刚刚出生，邓姨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常常去我家，抱我玩。又因抗战期间，我父亲在重庆开牙科诊所，总理[ZongLi]在八路军办事处忙于国共合作，他们经常往来，我们晚辈都回避不过问大人的事儿。解放后，常听总理[ZongLi]两老说起，父亲解放前做过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总理[ZongLi]就把上海新华社的办公房子无偿转让给父亲居住。总之，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

　　1950年，总理[ZongLi]需要镶牙，把父亲从上海叫到北京，诊断后父亲认为自己年事已高，那种高精密度的工作已不能胜任。于是把我从天津叫来问：“你能为总理[ZongLi]镶这种假牙吗?”由于我在学校实习时就开始做这种难度大的工作，毕业后又在专家指导下做了很多，所以认为比较有把握，就干脆地回答说：“能。”于是我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了这项任务，总理[ZongLi]很满意。以后只要总理[ZongLi]和邓姨牙齿不好，他们就把我叫来。由于频频来京出诊，1974年我被调到北京医院[YiYuan]工作。由于北京医院[YiYuan]的工作性质及任务，我成为一名为首长服务的口腔专业保健医生。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正在医院[YiYuan]高干门诊上班。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列车队从北门外开进医院[YiYuan]，由于此前对总理[ZongLi]身体最近不太好有所耳闻，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忙打电话询问，果然是周总理[ZongLi]上午9时已逝世，车队将遗体[YiTi]护送到北京医院[YiYuan]太平间。我急忙交代了一下工作，匆忙赶到太平间。当时，我见到有哨兵在保卫着总理[ZongLi]的遗体[YiTi]，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我知道后面的几天里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下午，我抽空向领导汇报我打算留下来帮助处理总理[ZongLi]的后事。得到同意后，我就开始了那几个难忘的日夜。

　　当天晚上，为周总理[ZongLi]做遗体[YiTi]解剖。除医疗组的医务人员外，卫生部的领导也在现场。手术由病理科马正中大夫主刀。有些人已很久没有[MeiYou]见过总理[ZongLi]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ZongLi]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时，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脏器都有癌瘤转移时，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尽管对医务人员来说，遗体[YiTi]解剖是对医学、对病人负责的严肃认真的科学工作，但大家因想到总理[ZongLi]一生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在最后的日子里又饱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而悲痛不已。

　　周总理[ZongLi]逝世后，“四人帮”愈加猖狂，三令五申“不准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去天安门”。然而，人心所向，戴黑纱的大有人在，去天安门悼念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当时，北京医院[YiYuan]广大职工出于对总理[ZongLi]的热爱，难忘总理[ZongLi]对北京医院[YiYuan]无尽的关爱与教导，强烈要求医院[YiYuan]召开悼念会。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医院[YiYuan]党委在院长林钧才的主持下，认真讨论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决定在北京医院[YiYuan]召开悼念会，并让我主持。由于没有[MeiYou]悼词，我们就以中央的讣告代替悼词在会上宣读。全院职工除了值班人员，几乎全都参加了，把当时的小礼堂挤得满满的。会场上方悬挂着总理[ZongLi]遗像，周围摆满了花圈，气氛庄严肃穆，没有[MeiYou]人讲话，只有默默的哀悼和一片唏嘘声。追悼会后，很多人仍然依依不舍，不肯离去，有的人再次向总理[ZongLi]遗像深深地鞠躬。后来遗体[YiTi]告别[GaoBie]时，又安排了北京医院[YiYuan]职工在群众告别[GaoBie]的间隙分批向总理[ZongLi]告别[GaoBie]，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在此期间，医院[YiYuan]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和当时社会上一样。工厂里，学校里，大街上，公交车上都没有[MeiYou]什么人谈笑，人们化悲痛为力量，都在忘我地工作着，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ZongLi]的崇敬和爱戴。

　　为总理[ZongLi]穿衣、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