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同志[TongZhi]诞辰110周年。张闻天同志[TongZhi]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GeMing]家。他在长期的革命[GeMing]和建设岁月中建立了不朽功绩，他的崇高精神和革命[GeMing]风范值得后人永远学习和怀念。

　　一、张闻天同志[TongZhi]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张闻天同志[TongZhi]早年投身革命[GeMing]，在一段时间内曾在党内负总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GeMing]和建设事业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曾用名洛甫等，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他目睹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曾经东渡日本留学、赴美国勤工俭学。1925年在五卅运动的风暴中，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留苏期间，他系统学习了多方面知识，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

　　1931年初，张闻天同志[TongZhi]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中央[ZhongYang]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央[ZhongYang]党报委员会书记。当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ZhongYang]委员并成为临时中央[ZhongYang]政治局成员、常委。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张闻天同志[TongZhi]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文艺、宣传和党报等方面的工作[GongZuo]，撰写大量文章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反蒋斗争。1933年初，由于形势变化，他进入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仍然是党中央[ZhongYang]重要领导成员，并且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ZhongYang]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以博古同志[TongZhi]为首的中央[ZhongYang]全盘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给革命[GeMing]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张闻天同志[TongZhi]作为中央[ZhongYang]领导成员，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和宣传（主要是对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GongZuo]的影响）无疑负有相应的责任。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他逐渐对许多“左”的政策和做法产生怀疑和不满，这为他后来同“左”倾错误[CuoWu]决裂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4年10月，党中央[ZhongYang]随同中央[ZhongYang]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开始长征。在红军付出沉重代价渡过湘江后的危急时刻，张闻天同志[TongZhi]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TongZhi]的正确主张，在政治局内同错误[CuoWu]的军事领导进行斗争，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按照会前毛泽东同志[TongZhi]与他和王稼祥同志[TongZhi]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CuoWu]，并受委托在会议结束后起草了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ZhongYang]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TongZhi]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与张闻天同志[TongZhi]思想转变和同“左”倾错误[CuoWu]彻底决裂是分不开的。

　　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上旬，根据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同志[TongZhi]代替博古同志[TongZhi]在党内负总责。从这时一直到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党中央[ZhongYang]日常工作[GongZuo]由张闻天同志[TongZhi]主持。这期间，他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服从真理，抵制谬误，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TongZhi]主导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党中央[ZhongYang]的团结和实行有效的集体领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党内负总责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正确认识分析国内外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毛泽东同志[TongZhi]、中央[ZhongYang]领导集体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党从土地革命[GeMing]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转变。在这个战略转变中，他主要在三个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GongZuo]：一是在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积极参加反对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坚决维护党的统一，实现红军长征的完全胜利和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会师。二是主持召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并起草会议决议，为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中国革命[GeMing]和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同志[TongZhi]实际离开了党内“负总责”的岗位，主要负责宣传、干部教育和理论研究等工作[GongZuo]。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ZhongYang]委员和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历任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东北期间，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ZhongYang]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城乡经济等一系列重要工作[GongZuo]上均有突出建树。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同志[TongZhi]转到外交部门工作[GongZuo]。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他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ZhongYang]委员，并当选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因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CuoWu]，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文化大革命[GeMing]”中，他虽遭受残酷迫害，仍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保护同志[TongZhi]，表现出一身正气。由于健康受到严重摧残，1976年他猝发心脏病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ZhongYang]拨乱反正，还历史以真实面貌，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评价。

　　二、张闻天同志[TongZhi]注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GeMing]和建设的许多重要阶段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或主张

　　张闻天同志[TongZhi]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注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他在中国革命[GeMing]和建设许多重要阶段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或主张，其中有些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CuoWu]在我们党内形成时，还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GongZuo]的张闻天同志[TongZhi]，运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GeMing]形势进行分析，写下了《论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文章，指出不但要反对党内的右倾，而且也要反对党内的“左”倾，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CuoWu]的理论及实践提出了尖锐批评，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

　　从苏联回国后，张闻天同志[TongZhi]进入党中央[ZhongYang]领导层，开始参加对中国革命[GeMing]的具体领导。上世纪30年代前期，他曾经同“左”倾中央[ZhongYang]一起犯过严重错误[CuoWu]。但就在这个时期，由于实际斗争的教育，他作为中央[ZhongYang]重要领导人，首先在自己主管的文艺宣传领域对“左”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和反对意见。特别是进入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后不久，他分工管理苏维埃政府工作[GongZuo]，着重研究根据地建设的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了要尽量扩大生产、提高土地生产力、鼓动私人资本家投资、通过发展生产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阶级斗争主要应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等不少有见解的政策主张，对全国根据地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加快了武装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愈益严重。张闻天同志[TongZhi]在党内较早认识到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到一个月，他就写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GeMing]战争的紧迫》一文，把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推动广大群众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GeMing]战争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问题提出，奠定了瓦窑堡会议党的策略方针转变的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同志[TongZhi]在党内最早开始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和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规划蓝图。他撰写了《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GongZuo]中的阶级路线》等文章，就共产党全面掌握政权后怎样发展工商业、农业，怎样开展城市工作[GongZuo]等问题进行论述。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他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党中央[ZhongYang]后引起高度重视，刘少奇和毛泽东同志[TongZhi]相继作修改后转发全党。张闻天同志[TongZhi]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提出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六种成份（后来经中央[ZhongYang]修改后为五种）及党对其不同的方针，是我们党最早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文献，其基本思想被毛泽东同志[TongZhi]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吸收。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同志[TongZhi]在外交部门工作[GongZuo]期间，注重调查研究，勤于分析问题。他关于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论述，关于驻外使馆要以各国政府为主要工作[GongZuo]对象、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必须坚持勤俭办外交等主张，至今仍然具有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张闻天同志[TongZhi]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959年以后，他专心从事这方面工作[GongZuo]，写下了《要正确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关于按劳分配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等论著。在“左”的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环境中，他以高度的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工作[GongZuo]不能凭一时的热情前进，也不能跃进，而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他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把公社农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应该是理想，不应该反对”。要“用一切办法实际改善工农生活”。他重视市场的作用，提出应该使各地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张闻天同志[TongZhi]这些思想观点，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工作[GongZuo]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

　　三、张闻天同志[TongZhi]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为党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闻天同志[TongZhi]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GeMing]文学家中的一员，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热情战士。在长期的革命[GeMing]生涯中，他身体力行，一直注重文化在革命[GeMing]中的作用，并且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从1919至1925年，张闻天同志[TongZhi]致力于文学革命[GeMing]，以其丰富的译作、多彩的创作和深刻的评论积极投入当时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创作和翻译了大量新诗、散文、小说、戏剧、评论等作品。特别是他创作的以中美两国社会为背景、反映五四时期青年思想历程的长篇小说《旅途》和以反封建礼教为主题的三幕剧《青春的梦》，使他获得了“少年文学家”的美称。

　　20世纪30年代初，张闻天同志[TongZhi]从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指导中，率先认识到“左”的严重危害并开始了纠“左”的尝试。他专门撰写《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GeMing]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实际上在文艺战线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GeMing]统一战线的主张。他还以文艺的独有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客观事实，说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文艺作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某一阶级的利益、对革命[GeMing]的宣传鼓动，还体现在对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的描述。在他的领导下，文艺战线纠正关门主义，取得了明显效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实行团结中间作家和争取公开的策略，文艺界逐步形成了以左翼作家为核心的革命[GeMing]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同志[TongZhi]始终关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主持制定、起草了许多有关文化运动重要方针政策的文件。他提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TongZhi]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强调要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在抗日的前提下把一切文化人团结起来。他以不懈的努力，通过加强文化工作[GongZuo]为壮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还与毛泽东同志[TongZhi]一起，为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于1940年1月写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文章，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具有“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特点和要求，与毛泽东同志[TongZhi]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概括基本一致，而且还突出强调了“民主的”特点，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同志[TongZhi]仍然重视文化工作[GongZuo]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同经济建设的任务同时被提出来的，为了加强文化工作[GongZuo]，就要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应考虑城市如何在文化上帮助乡村的问题。与重视文化工作[GongZuo]相联系的，是张闻天同志[TongZhi]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交部工作[GongZuo]时，他积极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出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大胆提拔使用知识分子，要做出对知识分子培养使用的具体规划，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等级问题。他强调，人才要德才兼备，既要有优良品质，还要有知识有才干！这些思想，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之参与到新中国建设中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张闻天同志[TongZhi]一生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CuoWu]，勤于学习，堪称典范

　　张闻天同志[TongZhi]一生追求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CuoWu]、进行自我批评，并且终生好学，不懈求知。

　　张闻天同志[TongZhi]当年主要在中共临时中央[ZhongYang]政治局领导岗位上曾经犯过错误[CuoWu]。但是应该看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中央[ZhongYang]领导集体，张闻天同志[TongZhi]作为中央[ZhongYang]领导层的一员，是同整个中央[ZhongYang]一起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观察判断中国革命[GeMing]形势并制定革命[GeMing]策略的。他所犯的错误[CuoWu]，是探索中国革命[GeMing]道路过程中的错误[CuoWu]。

　　张闻天同志[TongZhi]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政策方针的标准。所以，他能够从实际斗争中比较快地认识错误[CuoWu]并积极诚恳地改正错误[CuoWu]。即使身处“左”倾中央[ZhongYang]领导层，他在一些方针政策的执行和很多问题的处理上，也不同于“左”倾中央[ZhongYang]的主要领导人。如在肃反中，他就保护过傅连暲、刘晓等同志[TongZhi]。福建事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TongZhi]明确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以打破敌人对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是“左”倾中央[ZhongYang]最早认识错误[CuoWu]的重要领导成员，这成为他后来率先同“左”倾错误[CuoWu]彻底决裂、转到正确方面来的主要原因。

　　张闻天同志[TongZhi]追求真理，也服从真理，对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CuoWu]从不回避，而是不断地进行认识和反省。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多次对自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CuoWu]作出深刻检讨，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GongZuo]，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他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ZhongYang]关于调查研究的号召，1942年1月亲率调查团深入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促进了他本人思想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成为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并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GongZuo]和思想建设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成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再次诚恳深刻地作检讨，公开为当年自己犯的错误[CuoWu]承担责任，充分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

　　张闻天同志[TongZhi]尤其让人赞佩的，是在身处逆境甚至失去自由时，对真理一如既往的追求和坚持。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被撤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特约研究员”。“文化大革命[GeMing]”中又遭受残酷迫害，被长期监禁和遣送外地。但他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以病衰之躯，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写出大量文章、调查报告、读书笔记和研究文稿，分析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CuoWu]，尖锐批评“文化大革命[GeMing]”的一系列错误[CuoWu]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探索，充分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GeMing]战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强信念和对革命[GeMing]事业的无限忠诚！

　　张闻天同志[TongZhi]终身好学，不断求知，学习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是摘取只言片语，作表面的征引，而是特别重视系统地攻读原著，结合中国革命[GeMing]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融会贯通，获取真知。他指出，学习一定要提高质量。他曾经专门撰文论述干部学习问题，指出每个干部都要养成独立阅读、独立研究的能力，而且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各种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基础。他对待学习的态度，善于学习的方法和实践，对于当前我们党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张闻天同志[TongZhi]把一生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壮丽事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GeMing]生涯中，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强盛、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富裕忘我奋斗、努力工作[GongZuo]，始终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GeMing]和建设事业中立下的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