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7日，我的三叔刚完成任务，身体不适在家休息。他接到挺纵司令部命令，要接应粟裕部队[BuDui]过江任务，就立即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未来得及同母亲说说笑话、拉拉家常，就匆匆离家走了，从此再也没有[MeiYou]回家。

　　三叔牺牲后，父亲将大伯的长女改名为继飞，永远继承三叔的革命[GeMing]遗志。解放初期，当地政府追认他为革命[GeMing]烈士。

　　1966年文革极左狂飙从城市刮到农村，我的祖父被定为“反动地富分子”遭到批斗殴打。那时，我的父亲已失去了自由，身不由己，大伯也靠边审查。祖父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小儿子为国捐躯，是革命[GeMing]烈士，会躲过劫难，谁知他被告知，“烈士”是假的！没有[MeiYou]证明。造反派们两次来抄家，疯狂地抢劫财物，孤独无助的老人面对洗劫一空的家悲愤不已，不久气绝身亡。之后，我的大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GeMing]”，开除公职，全家押送原籍农村吴家桥劳动改造。大伯“历史反革命[GeMing]”的帽子，说来实在荒谬，抗战时期，父亲家里接待任务日益繁重，家庭开支日趋增大，大伯是家中长子，为了维持接待任务所需的财力，大伯去镇江、南京和上海等地做些生意，填补接待透支，同时给新四军[XinSiJun]买些药品和生活用品，有时也跑跑交通、递送情报、接送人员。新四军[XinSiJun]有关部门给大伯仿制了一张国民党中统组织成员的“红派司”（工作证、身份证明）作为沿途“通行证”，这张“通行证”使大伯顺利通过层层封锁线，行走于白区与根据地，也正是这张“通行证”改变他后来的人生命运，甚至几乎要了他的命。

　　文革后期，我的父亲身患重病，他自知不久于人世，感叹人生有多少委屈和不公都将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亡……唯独三叔的事，他放不下，他郁闷寡欢，躺在病床上，常为三叔的“假烈士”冤名忧心忡忡，他伤感、无奈，但又找不到证明来维护三叔的烈士英名。他觉得有愧于自己的兄弟，无法向父母交代。那天，我守护在父亲床前，房门被轻轻打开，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人站在门前，啊，那是我的大伯！在那个极左年代，父亲与大伯已断绝兄弟关系多年了，“我……我把老三……老三的证拿来了”大伯声音哽咽，结结巴巴抽泣着。他手里紧紧捏着一张发黄的硬纸卡片。父亲接过去，凝视着，深深长叹一声，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慢慢流下，父亲将它递给了我……“烈属证”！三个字赫然呈现眼前，透过岁月的尘埃，那发黄的纸上依稀清晰可见，烈士姓名：吴飞。我泪如泉涌，烈属证捧在手里久久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