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GeMing]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GeMing]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GeMing]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GeMing]，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GeMing]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GeMing]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GeMing]”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XinHaiGeMing]，乃革命[GeMing]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GeMing]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XinHaiGeMing]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XinHaiGeMing]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XinHaiGeMing]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XinHaiGeMing]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XinHaiGeMing]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GeMing]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GeMing]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XinHaiGeMing]，乃革命[GeMing]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GeMing]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XinHaiGeMing]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GeMing]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XinHaiGeMing]，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GeMing]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