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如何认识西路[XiLu]军失败[ShiBai]的历史[LiShi]影响？

　　夏宇立：西路[XiLu]军失败[ShiBai]，打通国际[GuoJi]路线[LuXian]受挫，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这场悲剧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西路[XiLu]军这支红军[HongJun]中最为优秀、最为精锐的部队兵败祁连山，丧师于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结束、民族解放战争即伟大的抗日战争行将开始的这一特殊时期，更表现在它以全军覆没为代价创建的历史[LiShi]功绩不仅曾经长期得不到承认，反而长期遭到错误的对待。1937年3月，西路[XiLu]军刚刚失败[ShiBai]，延安即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ZhangGuo]焘运动，将西路[XiLu]军失败[ShiBai]与张国[ZhangGuo]焘错误相联，定性为“执行国焘路线[LuXian]”，“分裂主义”、“逃跑主义”，广大干部战士含冤莫白，许多人长期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这种结论，在严重伤害西路[XiLu]军幸存者、进一步加重了西路[XiLu]军的悲剧性色彩的同时，也在历史[LiShi]上留下深刻的教训。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央最早对张国[ZhangGuo]焘问题进行讨论是在1937年3月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么，这次会议对西路[XiLu]军问题有何影响？

　　周宏林：1937年3月23日至3月3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延安会议或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二项：一是研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任务；二是讨论张国[ZhangGuo]焘的错误问题。这是中共中央及其所属主力红军[HongJun]，在完成战略性转移、进驻陕甘宁边区之后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对张国[ZhangGuo]焘错误的讨论和批判，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党内“实力派”比较彻底的政治“清算”，并以此为基础，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巩固了红军[HongJun]内部的团结。会议所取得的这些重要成果，就其历史[LiShi]意义和深远影响而言，不亚于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与西路[XiLu]军问题，存在着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客观上决定了西路[XiLu]军问题的历史[LiShi]重要性。

　　主持人：那么，如何具体认识和把握这种“关联”？

　　周宏林：要想深入了解两者之间的这种“关联”，有必要对当时的背景情况做一简单介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此前张国[ZhangGuo]焘确有以实力“要挟”中央的迹象（表现为“要权”），“党内争议”已开始发生性质上的转变（主要指另立“中央”）；但解决张国[ZhangGuo]焘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二是红军[HongJun]主力会师以后，在一些领导机关和基层部队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以“实力”为背景的“不和谐”因素；并且上下之间相互呼应，又相互促动，更加剧了矛盾的激化；红军[HongJun]内部的团结，面临新的挑战。三是就“实力”而言，西路[XiLu]军本身具有明显的“符号”特征：西路[XiLu]军主要是由四方面军的部队组成，共计两万多人，约占当时红军[HongJun]总数的40%左右；且装备相对精良，战斗力比较强，是当时党内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四是西路[XiLu]军虽然隶属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由于其构成具有特殊性，张国[ZhangGuo]焘本人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是应该能估计到的。这些客观的背景情况，清楚地映衬出延安会议的特点。如果我们依据这些特点去解读延安会议，就会对会议的召开和结果，以及会议与西路[XiLu]军问题的“关联”，产生进一步的认识。

　　主持人：那么，共产国际[GuoJi]对当时把西路[XiLu]军失败[ShiBai]与“张国[ZhangGuo]焘路线[LuXian]”联系在一起有何反映？

　　陈铁健：1937年3月22日，季米特洛夫签署共产国际[GuoJi]书记处给中共中央指示电，对延安此举表示强烈不满和严厉批评：“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XiLu]军的地位问题。”“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ZhangGuo]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西路[XiLu]军失败[ShiBai]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可惜，共产国际[GuoJi]指示未能阻止延安清算斗争的扩大化和延续化。西路[XiLu]军乃至四方面军将士被绑在“国焘路线[LuXian]”上，饱受屈辱，含冤莫辩，长达半个世纪。最终解除这个历史[LiShi]困局，洗清这一历史[LiShi]冤案，应当首推陈云，还有李先念、徐向前、邓小平。

　　■打通“国际[GuoJi]路线[LuXian]”，从来就没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