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DaZhai]之路》的通讯报道，配发了社论。这样，北京也知道了陈永贵和大寨[DaZhai]的事迹。中共北京市委还请陈永贵去介绍经验。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应邀去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干部介绍大寨[DaZhai]的经验。他没有任何稿子，却毫不怯场，往那里一坐就开讲。而且，听众发现，这个农民干部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讲话充满了辩证法，有很高的政治水平。陈永贵的讲话折服了北京市的几千名干部，他们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后，专门组织了学习和讨论，有的人还写了很长的心得和笔记。

　　但是，此时忙于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毛泽东[MaoZeDong]并没有听说陈永贵这个人。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MaoZeDong]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毛泽东[MaoZeDong]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他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陶鲁笳在向毛泽东[MaoZeDong]汇报时专门提到了陈永贵。他是在向毛泽东[MaoZeDong]汇报农村“五反”情况时提到陈永贵的。当时毛泽东[MaoZeDong]特别关心农村“五反”情况，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的收入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陶鲁笳在回答毛泽东[MaoZeDong]这方面提问时说，我们山西省有一个大寨[DaZhai]，那里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经验好。接着，他向毛泽东[MaoZeDong]汇报说，大寨[DaZhai]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陶鲁笳还特别提到：关于陈永贵和大寨[DaZhai]的事迹，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DaZhai]之路》，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陈永贵也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几千名干部介绍了大寨[DaZhai]的经验。陶鲁笳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MaoZeDong]的高度重视。他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来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毛泽东[MaoZeDong]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MaoZeDong]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后，毛泽东[MaoZeDong]又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陶鲁笳告诉毛泽东[MaoZeDong]，陈永贵从小没有上过学，本来不识字，但他十分刻苦，繁重劳动之后，坚持自学，现在已经能够看报纸，还能借助字典读《毛泽东[MaoZeDong]选集》。陈永贵虽然文化不高，但讲话却有条有理，充满了辩证法，引用的例子都是人们生活特别是农民生产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很能说服人，赵树理听了他的报告后说，陈永贵的讲话水平高，有辩证法。陈永贵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MaoZeDong]的注意。他明显表示出对陈永贵的好感来。他对陶鲁笳说，穷山沟里出人才，出好文章。唐朝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柳宗元，是山西人，在我的家乡湖南做官，他做官的地方也是山区，他写过很多好文章。接着，毛泽东[MaoZeDong]叮嘱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毛泽东[MaoZeDong]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DaZhai]的经验材料。

　　自从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后，毛泽东[MaoZeDong]对陈永贵的事迹十分关注。他到南京后，一直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各地干部提起陈永贵的事迹。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前途命运的角度思考了很多。他对陈永贵事迹的肯定，不限于表面的对一个劳动模范事迹的称赞，而是考虑得更深。他首先考虑的是陈永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种精神显得特别宝贵。5月10日，毛泽东[MaoZeDong]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在会议上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DaZhai]。他说：“山西有一个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的大寨[DaZhai]大队，陈永贵领导的大寨[DaZhai]大队，就有一种精神，他那里就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此时毛泽东[MaoZeDong]考虑陈永贵的事迹，更多是着眼于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的角度。毛泽东[MaoZeDong]认为，这是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好办法。只有这样，中国的干部才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中国才会防止出修正主义。

　　“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