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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 从农民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国家史册(3)
“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MaoZeDong]的71岁生日，毛泽东[MaoZeDong]用自己的钱，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在毛泽东[MaoZeDong]请的人中，有一些大区书记，也有一些中央[ZhongYang]高级干部，更特别的是，有许多全国劳动模范，其中就有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宴会之前，毛泽东[MaoZeDong]就向周恩来交待，一定要请到陈永贵，我要和他见面，和他谈一谈。当天中午，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毛泽东[MaoZeDong]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他握手。陈永贵见了毛泽东[MaoZeDong]，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毛泽东[MaoZeDong]热情地请他在自己身边落座。席间，毛泽东[MaoZeDong]与陈永贵说了许多话。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NongYe]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MaoZeDong]的湖南话，周恩来替毛泽东[MaoZeDong]翻译后，陈永贵连连摇头，说自己不是专家。毛泽东[MaoZeDong]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永贵说：50啦。毛泽东[MaoZeDong]笑道：50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毛泽东[MaoZeDong]特别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情况、身体情况、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MaoZeDong]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并且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平。”
毛泽东[MaoZeDong]对陈永贵说，你能看报纸，能读书了，这很好，不过，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把你的经验总结起来，教给我们的同志，教给我们的高级干部，让他们也多懂得一些辩证法。毛泽东[MaoZeDong]还说，你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还说，大寨[DaZhai]要搞科学种田，提高产量，给全国带个头。陈永贵向毛泽东[MaoZeDong]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奋斗到底。毛泽东[MaoZeDong]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十分重视结合读这本书来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他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苏联变修，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在苏联，法律和各种文件在表面上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在企业里，工人只是被管理者，说话不算数，没有管理企业的权力；表面上农民是农庄的主人，但是，农民只是劳动，没有管理集体农庄的权力；表面上，士兵是军队的主体，但士兵只能服从命令，没有管理军队的权力。总之，在苏联，人民实际上没有权力，公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这是苏联变修的根本原因。中国要防止蹈苏联的覆辙，就要采取新办法。新办法之一，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而工人、农民要参加国家的管理。当时，一个特殊的计划在毛泽东[MaoZeDong]头脑中形成：把一批优秀的工人、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不脱离生产或者半脱产，能够参加国家各领域的管理，以此给全国树立一个样子，在全国造成一个选拔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参加国家管理的风气，最后形成一种制度，将此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响应毛泽东[MaoZeDong]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当山西省形成夺权之风时，作为大寨[DaZhai]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当晋中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陈永贵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对陈永贵的表现，毛泽东[MaoZeDong]是一直关注的，他看到，陈永贵拥护“文化大革命”，并且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当上县和地区一级领导后，仍然抓生产，那里的局势也平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一些老干部也结合进了领导班子，这正符合他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预想。看到这些，毛泽东[MaoZeDong]对陈永贵更加赏识了。
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MaoZeDong]亲自提名，让陈永贵当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毛泽东[MaoZeDong]的这项提议，通过中央[ZhongYang]文革很快就落实了，当山西省成立革委会时，陈永贵成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在组建山西省委时，又经毛泽东[MaoZeDong]亲自提名，陈永贵成为山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设第一书记）。陈永贵在担任昔阳县、晋中地区、山西省的负责人时，在抓农业[NongYe]生产方面，在山西省的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陈永贵的思想，也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不可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想的影响而出现“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大寨[DaZhai]经验的介绍和在推动全国农业[NongYe]学大寨[DaZhai]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DaZhai]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强调砍资本主义尾巴。